在工商行业之中，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而出现的分野，使其在对待新生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态度上，也出现明显的差异，需要区别种种不同的情况。

　　拿城市金融银钱业来说，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钱庄，在七十年代以后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中，表现出很大的活力。许多钱庄老板就是洋行买办。他们先是附股于洋行的企业，接着又投资于自办的资本主义企业。到了八十年代，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资本是由钱庄的利润转化而来，钱庄和新式企业在资金上发生了直接联系(参阅拙稿《唐廷枢研究》，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与此相反，和官府发生联系的票号，它的财东把注意力集中于结纳权贵，对于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投资，失去了与他的财力相称的兴趣。

　　再拿受到外国资本主义打击排挤的海运业来说。应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旧式航运业者都对新式航运企业抱着禁拒的态度，在总的受到外国轮船打击、排挤的过程中，并不排斥内部的分化。以上海的沙船业而言，六十年代后期，在大部分沙船业者亏折货本、浸至失业的同时，少数上层分子则与洋行势力搭上关系。李鸿章说：“华商搭附洋轮，亦有殷实沙户在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一九○八年版，朋僚函稿，卷十二，第二九页。（以下简称《李鸿章集》）)。这正是上海沙船业者要求禁止华商雇用外国轮船从事沿海运输以后的事实。而中国自办的第一家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的首创者，就是有名的沙船业主朱其昂。当然，朱其昂和沙船业中的少数上层分子的表现和作为，并不能改变沙船业者就其整体而言对资本主义企业采取的禁拒态度，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可见，对待资本主义企业的态度，各行业之间各不相同；同一行业各集团之间也彼此互异。虽然如此，总的看来，对资本主义企业较早又较多发生联系的，总是那些适应外国资本入侵并为之服务的行业和集团。简言之，就是那些开始走上买办化道路的行业和集团。在这里，洋行买办，作为一个集团而言，突出地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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