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列强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和清朝腐朽卖国的嘴脸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暴露得淋漓尽致。对于这些，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有比以往更为明确的认识。 

在改良派方面，《清议报》发表署名“佩弦生”的文章《论中国救亡当自增内力》，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对待中国的政策有的主张“瓜分”，有的主张“保全”，尽管旗号不同，但侵略实质却都一样。文章说：“呜呼！天下安有借外力而可以立国者哉！”“其所谓保全之策，则亦取我要港，得我铁路，扩张势力……所谓保全者，固犹是侵略之政策。特彼出以急激之手段者，此则出以和柔之手段而已。”[1]（第41册）邵阳蔡奋的《人道乎？抑人道之贼乎？》一文明确指出：义和团的“铤而走险之举”起因于各国列强的“骄横暴厉”。作者说：“义和团之起因也，因各国之骄横暴厉，愤恨耿集，含郁已久……吾读东西各舆论，盖怜其罪而嘉其义者亦不鲜矣。呜呼，义和团其果为‘文明之公敌’乎？果为‘世界之暴族’乎？”[1]（第66册）类似这样的仗义执言，在改良派发表的文章中屡见不鲜。 

《中国日报》、《中国旬报》等革命派报刊在大量报道义和团活动的同时，愤怒地抨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中国旬报》揭露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大肆烧杀，无数民众“枪死、炮死、刀死、践踏而死……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闸，积尸数里，高数尺。”[2]（《天津一月记》，第28期）该报刊登的另一篇文章《中外关系说》特别揭露俄国为侵略中国，“遂用灭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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