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于今的人，都说西洋各国，富强得很，却不知道他怎么样富强的，所以虽是恨他，他的长处，倒不可以不去学他……有人口口说打洋人，却不讲洋人怎么打法，只想拿空拳打他……不学他的枪炮，能打得他倒吗？……俗语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若有心肯学，也很容易的。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不学断不能报。[3](P131-133)
陈天华此论的深刻性就在于，既发扬了义和团勇士们爱国保家、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和勇敢战斗的精神，又检讨了义和团缺乏理性、盲目排外的缺陷，肯定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从而把义和团的爱国精神和现代理性结合起来，在继承义和团反帝传统的基础上又超越义和团，代表了当时国人对庚子事件反思的新认识。
类似陈天华上述的反思，见诸当时报刊上的文章不胜枚举。《蜀报》的一篇文章在谈到庚子事件时认为：“夫排外主义所以保国家之权利，非不韪也。然转以之丧失所固有，则排外之术，无乃失其道矣。”批评义和团是“以孱弱之病夫，寻斗于壮士，不亦慎乎！”[7]1903年创刊的《觉民》刊登的一篇文章，在对庚子事件作了回顾之后，把近代民族主义和旧时代的攘夷主义作了区别，认为：旧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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