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还在文章中彻底戳穿了帝国主义者制造*舆论的险恶用心。他强调指出：“沙皇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政策不仅侵犯人民的利益，而且还竭力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目前在报刊上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还说什么俄国士兵去打仗是如何兴高采烈，如此等等。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拼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但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中国人民也遭到俄国人民遭到的那种苦难，……遭受到侵入中国的资本的压迫。”因此列宁号召：“一切觉悟的工人就有责任全力起来反对那些挑拨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们。”列宁在谴责“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的同时，教育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认清这种殖民政策进一步使俄国“人民破产，更使人民腐败和受压迫”，“变成奴隶”，是“帮助俄国资本家剥削本国工人，把工人的双手捆起来，使他们不能团结自卫”。所以，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与俄国人民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两国人民的斗争目标和利益是一致的。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和论断，洋溢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不仅是对沙皇政府和其他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沉重打击，从而给予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巨大声援，同时也从理论上武装了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把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讲，作为帝国主义时代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义和团运动，也为列宁主义的民族解放思想提供了重要事实和依据，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内容。无疑，这应是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国际意义之一。

　　二

　　义和团运动之际，世界上一些进步人士也仗义执言，批判、鞭笞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谬论与罪行，为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斗争而大声疾呼。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早在1868年，马克·吐温在《对华和约》的杂文中，就斥责侵略者在中国强拓租界地的无耻行径。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他对于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更加关切，并表示热烈的支持。1900年秋天，他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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