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至一九六五年十多年间，是义和团研究深入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的阶段，这一时期，史学界组织力量搜集、顿理和出版了有关义和团的大量原始资料，如《义和团》（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档案史料》（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1959年中华书局版），《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1960年商务印书馆版）一、二卷， 《庚子记事》（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第二辑（北京大学历史系编）。此外，《山东近代史资料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版）、《近代史资料》（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编）等也陆续发表过一些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史料和图片。除了文献资料的整理外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还组织了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如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开封师院、华南师院、四川大学等校的历史系及若干研究机关和文学工作者，分别在北京、天津、山东、河北、河南、四川等地搜集了大量的有关义和团的实物资料、故事和诗歌。所有这一切，都为恢复义和团的本来面目提供了重要佐证。
与此同时，我国一大批史学家投入了对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范文澜同志的专著《中国近代史》、胡绳同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翦伯赞、刘大年、黎澍等同志的文章，以及其他许多同志的著作和文章，都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批判帝国主义、地主和资产阶级对义和团运动的污蔑歪曲的同时，科学地说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义和团研究中的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观点基本上被廓清了，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恢复了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年间，是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走卒疯狂破坏的时期。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不仅是一根挥向刘少奇同志的黑棍子，把学术问题硬搞成*问题；而且无限拔高了义和团的形象，是风行一时的影射史学的标本。这篇黑文，强词夺理，以势压人，使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口号为“造反”的狂热推波助澜，也把义和团的研究引入了歧途。以此为契机，报刊上出现了一片一味颁扬义和团的狂热。义和团自身的一些缺陷，如迷信蒙昧、笼统排外等等，都被涂以“爱国”和“造反”的玫瑰色受到了礼赞。
一九七六年以后，随着对“四人帮”影射史学批判的深入发展，《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为代表的反动倾向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判。《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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