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以及他们的实际活动，更集中揭示了这个问题：“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黎民百姓，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练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义和团告白》转引自戴玄之《义和团研究》，48页。）。“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三，《租界守御》。）。“窃有天主教，……串结外洋人，祸乱中华，耗费国币，拆庙宇，毁佛像，占民坟，万民痛恨”（《中国近代史资料选集》第507、508页。）。“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中国近代史资料选集》第507、508页。）。显然，义和团运动是被“洋”和“官”逼出来的。侵略引起反抗，奴役诱发斗争，这是阶级斗争的一条根本规律。至于斗争采用何种形式，斗争能否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尽管“迷信蒙昧”和“笼统排外”的倾向，在义和团运动中是客观存在的。但只能用历史去对它进行科学的说明。用“迷信心理”和“排外心理”去解释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大量的是出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故意歪曲，也有一种是偏重表面形式的皮毛之见。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尽管直到现在对于义和团是否反封建的问题还有种种不同的观点，但对义和团运动作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的性质，还是得到史学界大多数同志的公认。大量的专著和论文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科学的阐发。一九六○年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时的大部分文章都集中在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上。翦伯赞同志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翦伯赞：《义和团运动》，见1958年5月号《历史教学》。）。范文澜同志指出义和团“斗争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侵略者”（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刘大年同志认为义和团“以反帝国主义为己任”，“是它的鲜明特色”（刘大年：《义和团运动说明了什么？》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2页。）。黎澍同志则认为“义和团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运动的集中爆发。这个斗争是正义的和英勇的。义和团参加者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不愿做奴隶的意志”（黎澍：《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第5页。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纪念论文集》第5页。）。这些论点无疑都是正确的，因为它抓住了义和团运动的本质。这有大量的历史材料做证明：“本义民但诛洋人，非叛国家”（《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这是义和团自己的宣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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