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我国史学界的学者们，根据他们参加民主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实践经验，针对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对义和团运动的歪曲和污蔑，着力研究了义和团运动的原因、性质和历史作用等三个问题，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结论。这些经过几十年革命的实践和研究得出的结论，直到今天也依然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

　　范文澜、胡绳、翦伯赞、黎澍、刘大年等同志，在他们的论文和专著中，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武器，通过对大量的义和团史料的分析，令人信服地以历史解释了迷信，使义和团兴起的原因从“迷信的”和“排外”中解放出来。他们正确地指出，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成为义和团运动一切问题的轴心。当广大农民面对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日趋加剧的“领土掠夺”和“经济掠夺”，面对清王朝的暴政所造成的“无情的搜刮”，和“广泛的水旱灾”而无法生存的时候，深入中国穷乡僻壤的帝国主义传教士更是无恶不作。他们“侵犯主权”，“霸占田产”，“包揽词讼”，“逞凶*”，“勒索赔款”，“充当间谍”。由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就在反洋教的旗帜下爆发了。　　　　　　　　　

　　“六十年来几战烽，推原祸始阿芙蓉。后庚子接前庚子，忍辱伤心到九重”（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补》1页。）。义和团运动时代的一些爱国者，也已经接触到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有些清朝的封疆大吏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如山东巡抚毓贤的奏折中就指出教民“欺压平民”、“日见鸱张”、“横行乡里，鱼内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肆虐太甚”等是“酿成巨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24页。）的原因。甚至帝国主义分子自己也承认：“列国无故分据中土”，“当设铁道时，毁坏坟墓，拆卸民房”，“基督教民倘犯不端，皆极力袒护”（《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报告》，见《义和团》第四册43页。），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义和团的大量揭贴、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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