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义和团运动的八十周年，一个义和团研究的新高潮已经到来。山东等地正筹备召开大型的义和团学术讨论会，一批义和团研究的专著，如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历史研究所合编的《义和团运动》等正在加紧排印中。

　　（二）

　　三十年来的义和团研究，特别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一九六五年一段时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归结起来，就是基本上扫荡了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在义和团问题上制造的重重迷雾，恢复了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本来面目。

　　一九○○年义和团运动被中外反动派纳入血泊以后，五十年中，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学者在他们的著作和论文中，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了无以复加的歪曲和污蔑。他们否认义和团爆发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而归结为中国农民传统的“迷信心理”和“排外心理”。例如：梁启超认为农民“排外心理”遇到了帝国主义瓜分的“间缘”；农民的“迷信心理”遇到维新运动的“亲缘”，于是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未集第十六册》123—124页。）。罗元鲲则认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是中国“历史上遗传之心理”——　“排外的”和“迷信的”和戊戌变法造成的顽固派的对外人的“恶感”（罗元鲲：《中国近百年史》上册，239页，249页。）。蒋廷黻和肖一山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封建顽固派的“仇外心理”和民间的“自信有鬼神保佑”相结合的产物（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03—104页。）。他们否认义和团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而将其污蔑为丧失理性、盲目排外的“团匪之祸”。他们抹煞义和团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伟大历史功勋，把八国联军的侵略、辛丑和约的签订统统归结为义和团无端招来的灾祸。梁启超认为义和团运动暴露了中国抵御外侮力量的孱弱，造成了列强共管中国的可能性（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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