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杨荣国等为代表，认为义和团是既反对帝国主义又反对封建主义的农民革命。而且认为“义和团农民群众从开始提出‘反清复明’到‘扶清灭洋’，最后到‘扫清灭洋’的演变，反映了农民群众随着革命斗争实践，在认识上有很大的提高。……‘扫清灭洋’革命口号的提出，是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革命实践的概括，这完全合乎唯物论反映论的原理”（杨荣国：《简明中国哲学史》，541页。）。还有一些文章，以义和团的朱红灯和本明和尚的名字的寓意，说明义和团有推翻清王朝的打算；以“杀了洋鬼子，再跟大清闹”（义和团在天津张贴的歌谣揭贴。现藏天津历史博物馆。）等材料为根据，证明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并重的农民革命运动。这种意见在史学界并不占多数。

　　第三种意见是最近有一部分同志着意论述的。他们认为义和团只反对帝国主义，但不反对封建主义。甚至说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时期，支配其活动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义和团是“奉命造反”，义和团运动是“奉旨运动”。而且说“反清复明”的口号，因为有“复明”旗号，就是复明之封建，所以“反清”也不是反封建了。

　　我们基本上同意第一种意见，因为它概括的是历史的实际。第二种意见虽然看到了义和团的反封建性质，但过份夸大了它反封建的作用。大量历史记载向我们表明，在整个义和团高潮中，它的主要攻击矛头是指向了帝国主义，尤其是指向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传教士和教民。除了义和团的个别支派坚持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宗旨外（《长崎报》载日本公使西德二郎密信说：北京“城之内外白莲教匪，居永定门附近馆店之内，近增至二千，以杀君篡位为主义。……该匪胆敢以纸扎成天子及显要肖象至菜市杀之。”），义和团的大部分始终没有采取夺取封建政权的行动。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了主要矛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义和团英雄们的历史局限。尽管如此，义和团还是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性质，它是农民自发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斗争中利用了我国传统的民间秘密结社。远在清王朝“恩准”他们公开活动之前，而施以严厉的镇压手段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组织起来并同围剿的官军进行过英勇的搏斗，其间找不到半点“奉命造反”的影子。就是在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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