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新近出版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注：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中文版译名为《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对19世纪以前欧洲中心论的反驳一样，彭慕兰在《腹地的构建》中对那些似已视为“真理”的质疑和颠覆往往令人震撼。（注：笔者认为，《大分流》一书体现了作者对以往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某些非主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例如，作者在引言中强调只能把中国与整个欧洲进行对比，认为18世纪以前西欧在资本积累和经济制度两方面都没有决定性的优势。这些论点在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托尼的著作中就可见到。托尼写道，研究中国时，应该把中国和整个欧洲作比较，而不应把中国和某一个欧洲国家进行对比；以往视为中国经济生活独特标志的传统，实际上不是中国特有的征状，而是欧洲和中国在一个文明阶段所共有的；快速的经济变化、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不是西方的全部历史，只不过是近四个世纪的事；在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西方与中国一样，农民和织布等手工业者并没有什么改变（详见R.H.Tawney,Land and Labour in China,London:George Allen & LTD,1932,chapter 1)。相比而言，《腹地的构建》则更多地体现了作者的“原创性”。） 

　　多年来，重商主义思想似乎主导着中国的大政方针、发展战略与学术评价。凡是与外国产业具有竞争性、能够抑制外国资本的扩张、给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产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机器工业），均被视为“新式”、“进步”或“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国家或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标志；从事这些行业的群体，也被视为新兴阶级或阶层。而经营传统产业的群体（如土地所有者、钱庄主、典当主等），则被视为“封建”、“落后”的阶级或阶层。只要“新式”产业得到发展，不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包括环境破坏、传统经济结构的崩溃、社会福利的下降，等等）也似乎在所不惜。实际上，这种政策和观念不免偏颇，并具有相当的危害性。只到近来我们才明白：新式产业对所有地区并不都是福音。自晚清中央政府采信“自强”逻辑以来，在一百多年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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