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主要失败恰恰在于其忽略了以往“封建王朝”一向视为应尽义务的传统使命（主要为治水、救荒、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惩治官员的腐败等）。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官僚机制在社会管理、维持农业经济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组织能力和极大的效益。（注：详见Pierre-Etienne Will,Bureaucracy and Fam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而以“自强”为目标的政策在促进“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抛弃了中国传统官僚机制的合理方面，这种政策对本来就已贫困的地区和游离于货币经济以外及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以外的那些事务打击最重，这种负面作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虽不大，但对大众福利和人民生活影响极大。正如彭慕兰所说，政府的合法性在“普通”人中所受的损害，远远超过了政府在“自强”中所获得的有限成功。农民从来不会太多地关注工业化，甚至没有人会认为政府收入的增加及对乡村的控制是好事。（第21页） 

　　以往的学者无不强调中国加入“发达”世界的努力及市场一体化的正面影响，但大多数农民却希望政府能继续提供防治“自然”灾害、治理河道、赈恤贫穷、清剿土匪、惩治腐败等传统服务。但被重商主义思潮所左右的政府，把各种资源和服务集中到了沿海地区，对不能为其增加工商税收的“腹地”放任不管，甚至不承担应尽的使命，使得腹地的社会生态急剧衰败，结果，正是那些在新的治国战略中被政府视为无足轻重的区域，农民群起抛弃了政府，许多人最终转向了革命。（第22页）可见，这部著作不仅有助于弥补以往学术上的偏差，甚至有助于解释20世纪中期中国所选择的新方向。（注：笔者认为，彭慕兰从国家政策转型的角度解释由于国家“抛弃”了腹地，从而造成该地区农民对清朝和国民政府离心离德的说法，比杜赞奇等学者的观点更具说服力。杜认为中国革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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