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氏跳出了现存的关于“单一”逻辑与“多重”逻辑的争论。他认为，不论特定群体或家庭的经济逻辑是否因其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均有赖于他们生于兹的社区类型；因此，这个问题需要基于把社会结构本身作为一种变量来加以分析的特定背景的研究。黄运南部村庄拥有在*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强大的精英，黄运北部村庄则没有。结果，黄运北部和南部的贫农、甚至中农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威胁。地方精英变化着的力量和目标影响着农民的“经济”战略，20世纪20-40年代，美棉就是在旧的乡村精英逃避其职责的地方，而不是在逃脱了军阀和日本人的剥夺从而建立了乡村控制的地方（即黄运北部地区）获得了推广。（第71页）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常简单地把农田的狭小作为贫苦农民不能获得银行信用的主要原因。（注：如见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陈翰笙集》，第50页。）彭慕兰则令人信服地证明农民得不到银行信用，不是非政府力量造成的，恰恰相反，而是政府操纵的结果（后面详述）。 

　　彭氏的研究还深化了数百年来所形成的一些传统看法。如黑格尔认为，中国不存在宪法，个人和团体也就没有独立的权利；“中国的法制，基于家长*的原则，臣民被视为尚在幼稚状态……中国并无独立的各阶级要维护它们自己的利益。一切皆由上面来指导和监督。”（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二），王造时、谢诒徽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02、206页。）孔飞力通过对特定“事件”的研究，认为中国属于官僚君主政体(bureaucratic monarchy)，在这种政体下，与君主相对立的官僚往往塑造“事件”，重新解释事件，甚至制造事件以帮助自己从这个制度中获得利益。（注：详见Philip A.Kuhn,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21.）而彭慕兰则通过对修建兖济铁路这一“事件”的解读，生动地再现了济宁地方精英重新解释事件的逻辑与动机，深化了对中国特定*体制与社会背景的理解。（注：在对津浦（沪）线的最初规划中，德国人想把这条线路拐向鲁东地区并向曲阜修筑一条支线，但济宁一群有功名的人（有的担任着公职，有的经商）则希望主干线能经过济宁，至少能在挤宁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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