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指出，由于采信自强逻辑，政府重视的是那些有助于维护其*独立（并且通常有助于政府部门维持其权力）的产业，而不是那些在经济方面最大程度地改善百姓福利的项目，其特征是不惜一切代价提高国家的（有时是省政府的）贸易顺差及通货储备。（第138页）在列强的炮口之下被强加了巨大债务的中国（并且这些债务又频繁地被用来进一步践踏中国的主权），其经济上的自强被定义为提高贸易顺差并不令人费解。令人费解的是，这种逻辑即使经历了朝代更替和社会制度的多次变革也丝毫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和根本的改变。 

　　国家转向自强逻辑后，国事的焦点在于维持对富有竞争力的地区的控制、现代化建设及从总体上减少威胁国家主权的债务。到20世纪，由于亏空进一步增大，国家的注意力更集中于“发达”地区，而非“落伍”地区。这种转向实际上是国家对其服务进行重新配置，在被视为核心的沿海地区，国家改善并增加了诸如治理水灾、维持公共秩序、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服务，但在被视为边缘的腹地，则减少了服务。 

　　从书中可以推导出，不论是清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其失败的根本原因都不是因为“自强”方面做得不好，也不是“国家结构不能适应层出不穷的危机”或“制度不足”及“政策安排缺位”，（注：关于国家结构不能适应危机的观点，见Mary Backus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 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ve,1865-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04,299,300-306.近代中国制度不足的论述，见刘佛丁：《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张伟保、黎华标主编：《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年〕论文集》，香港：新亚研究所，1999年，第25页。政策安排缺位的论点，见王玉茹：《中国近代政府行为特征及其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年〕论文集》，第38-40页。）而是在于忽略了传统的使命。陈翰笙先生早就指出：“19世纪中叶以来工业资本的侵入，尤其是最近金融资本的侵入，已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注：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陈翰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3页。）饶济凡(Gilbert Rozman)等学者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中国，生产和交换方式中带有许多的现代因素。（注：Gilbert Rozman,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New York:Free Press,1973,pp.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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