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如不仅仅纠缠于黄运从市场整合中所获得的外部商品或黄运为战争、赔款和编练新军所付出的代价。他把中国中央政府政策的转型作为帝国主义*经济影响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与经济影响的模型孤立开来。（第280-281页）正是帝国主义的威胁造成了中国治国之策的根本性改变，而这种改变的直接后果就是“贫穷的”腹地被国家所抛弃，并变得更加贫穷。
就本书强调帝国主义对内地的影响而言，彭氏赞成沃勒斯坦等人的“依附”和“世界体系”论的传统观点。（注：Immanuel Wallerstein,Modern World-System,2 vol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6.笔者所述的沃勒斯坦观点主要来自Angus McDonald Jr.,"Wallerstein""s World Economy:How Seriously Should We Take it?"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8,May 1979,pp.535-540.）但他认为，由于用一种情况下出现了“现代化”，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没有出现“现代化”来取代“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人们理应探讨这些结果成为一种单一过程组成部分的途径：从*角度来观察一个大国内部的现代化和内卷化、甚至是退化。更可贵的是，彭氏的论点还有较大的创新。首先，彭氏所强调的不是关于黄运融合到世界体系中的负面影响。就黄运所发生的一切来说，它没有融入新网络却又造成了旧网络的崩溃，这比融入新网络中的危害要更大。黄运与现代经济的关系也并不全是依附和世界体系理论所说的把边缘与其核心联系起来的树枝状类型。
彭慕兰在研究中还发现，华北地区确实带有杜赞奇所说的“国家内卷化”的许多特征：现代国家的财政支出膨胀，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注：Prasenjit Duara,"State Involution:A Study of Local Finances in North China,1911-1935,"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1,Jan.1987,pp.132-161.亦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180页。）但是，一旦作者把国家作为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来观察以及观察它是如何解决新旧使命之间、核心与腹地之间的显著差异时，杜的模型就需要进行重大的修正。杜从低水平的、政府雇用的“企业经纪人”这样一种新阶级和政府能力衰退的角度来阐述所有遍及华北的更大的榨取。彭氏认为，这可能是介于两种鲜明发展图式之间的常规画面。一方面，更多的榨取事实上已经对核心区域的公共事务产生了重要的改善。但另一方面，腹地越来越为国家所忽视，并越来越缺乏更大范围行政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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