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氏指出，由于忽略某些国家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不发展之间存在着的联系，现代化理论未能看到这两种现象都是现代世界的构成部分。同样，杜赞奇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华北在什么情况下确实变成或没有变成现代国家的构成部分的分析尝试，未能看到不同的亚区(subregion)是沿着不同的方向在运行、某些地区的成功与其他地区的失败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些截然不同的结果才是20世纪早期中国的全部特征。（第192页） 

　　从彭慕兰所述的自强逻辑的角度，还可以解释许多含糊不清的“文化”问题。如以往在解释中国人较少消费西方商品时，经常归结于两个典型的中国文化特性：(1)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商品的排斥，降低了中国人消费西方商品的兴趣；(2)中国人坚信自己文化的优越性，不喜欢所有的外国人及外国商品。（注：详见Gary.G.Hamilton：《中国社会与经济》，张维安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203页。）从彭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被边缘化了的腹地失去了与沿海经济相融合的政策扶持，并遭到人为的封锁，也就无法得到和消费沿海地区质优价廉的商品（主要是西方商品）。 

　　值得一提的是，二百多年以前西方学者就注意到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有人写道：“世界上最富庶的和最繁荣的帝国同时在某一意义上也是最穷困的和最悲惨的。”（注：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子箕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24页。）但学者多习惯于从人口因素来解释这种现象。孟德斯鸠在18世纪中期就指出：“中国的气候异样地适宜于人口繁殖。那里的妇女生育力之强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最野蛮的暴政也不能使繁殖的进程停止……中国和所有其他产米的国家一样，常常会发生饥荒。”（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8页。）休谟还论述过与中国人口增长相关的弃婴问题。（注：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陈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10页。）最早对中国人口与贫困关系进行系统论述的学者是马尔萨斯，认为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将使土地不堪重负。（注：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123-125页。）当代学者更常常把人口因素作为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基石。（注：代表性的著作是何炳棣所著的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在这部著作中，何多次明确表示赞成马尔萨斯的观点（如第226、256页），还把清代的人口学家洪亮吉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第271页）他认为，“康熙和雍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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