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另一本尝试突破“抗敌”层面限制的著作问世，这就是入江昭主编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与文化交流》论文集。这本书并不专门讨论抗战，可是其中有几篇论文对西方的抗战史研究甚具启发意义。最值得注意的一篇，应属易劳逸所写的《一项暧昧关系的诸面相：战时的*、傀儡与屠杀，1937—1945年》。这篇论文不仅将抗战史的眼界从高层*活动移向民间生活，而且把抗战史的焦点从前线和大后方转往沦陷区和国、共、日三不管的“灰色地带”。易氏主要根据英文材料（如美国国务院和军方档案），描述战时中国一般民众和敌人之间的各种“非武装接触”，包括从沦陷区到大后方的非法贸易活动、中国杂牌部队降日而成为“伪军”的过程，以及日军对沦陷区民众的镇压手段等。从这些描述中，易氏指出，抗战时期政府以外的中日关系，并不完全是黑白分明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对抗，而具有相当程度的暧昧性。他尤其强调，乡村农民缺乏*意识和国家观念——对许多农民来说，抗战似乎事不关己。在某种意义上，易氏这篇论文和当时西方学界尚未平息的“农民民族主义”争论，有一定的关联，他的论点显然否定了“战时中国农民所以会支持中共，乃是受到民族主义的感召”这种说法。不过易氏的论点牵涉层面更广。他把农民的冷漠与战时中国工商业者、军事将领，乃至政府官员的自私自利、发国难财的行为相提并论，认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十分有限，可能只及于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其基本原因在于一般民众受教育程度低和没有参政机会，而国民政府的诸多表现， 更使一般民众难以产生认同感（注：LloydE.Eastman,"Face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SmugglingPuppets,and Atrocities During the War, 1937 —1945", in　AkiraIriye ed.,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80,pp.275—303.）。 易氏的上述论点未必能得到其他学者同意，但他所揭示的新研究领域，的确令人眼界大开。　  

　　除了易氏的论文以外，入江昭的论文集里还有不少篇和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有关。入江氏本人所写的《建立新文化秩序：新民会》从日本方面的角度着眼，认为战时日本企图利用“新民会”和所谓“东方王道思想”，来为它侵略和占领中国的行为，寻求合理化的借口，但“新民会”所鼓吹的反西方情绪和大亚洲主义，倒不完全是无中生有，在近代中、日两国的思想文化界，都有一定的势力（注：Akira Iriye," Towar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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