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Cultural Order:The Hsin-min Hui",in Akira Iriye ed.,op.cit.,pp. 254—274.）。另一篇由Susan H. Marsch所写的《周佛海：一个通敌者的产生》则是周氏的小传，文中使用的中文材料，在今天看来当然十分不够，但作者对周氏的分析大体还算平实，她也再度谈到战时通敌行为所反映出的若干复杂问题：“何谓合法政府？它所指的是事实上的统治抑或法理上的资格？何谓民族主义？爱国与忠诚的标准又何在？”（注：Susan H. Marsh, "Chou Fo- hai: The Making of aCollaborator",in Akira Iriye ed.,op.cit.,pp.304—327. ）与前述Boyle等人的著作相呼应。
《中国人和日本人》或可视为西方“沦陷区研究”的承先启后之作，书中某些论文接续以往的有关著述，做更细致的分析，某些论文则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对日后西方学界影响深远。不过它的影响一时还看不出明显的迹象。入江氏的论文集出版之后10年，西方几乎没有出现探讨沦陷区内的经验或傀儡政权的重要著作，直到90年代这个情况才慢慢转变。
沦陷区的城市情况
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区域史或地方史。这个趋势背后所代表的观点，乃是认为中国是个庞大而多样的国家，任何以全国为范围的泛论，往往忽视中国内部各地区在环境和经验上的差距，从而犯了简单化或抽象化的毛病；要避免这种毛病，只有先以某一地区为研究范围，再逐步累积有关中国的整体图像。这个研究趋势出现以后，西方学界所着眼的“地区”，其范围也越来越精细，从广域（如长江下游、华北、华南等）逐步缩小为省，再缩小为县、市、和村镇。它们所显示出的历史图像是地方民众的生活形态，而非以往所注意的中央或全国的*性活动。
目前欧美对近代中国地方史或区域史的研究，已大致形成城市史和乡村史两种走向。 城市史起源很早， 可以上溯到70 年代施坚雅（ G.William Skinner）所主持的一系列城市研究，其中“显学”首推上海研究，迄今已有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出现，但有关汉口、北京、广州、济南和重庆等其他城市的专书和论文， 也相当多（注：参见ChristianHenriot,"Cities and Urban Society in China in the Nineteenth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 Review Essay in WesternLiterature",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21期（1996年3月），151—175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