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而有关租界的记录、报道和回忆,又以西方语言为主,且多半能在欧美各档案馆里找到,对欧美学者来说,这实在是既方便又容易产生兴趣。战时上海研究的发达,当然也和这点很有关系。
近年来出版的探讨上海的专书,以傅葆石的《消极、抗日与通敌:沦陷时期上海的思想抉择, 1937 —1945 年》和魏斐德(FredricWakeman,Jr.)的《沪上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行为,1937 —1941年》最受瞩目(注:Poshek Fu,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FredericWakeman,Jr., 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Urban Crime,1937—1941, Cambridge,Eng. :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6.)。傅氏的书观察沦陷时期上海的作家和文人, 把他们对日军占领的反应归纳为三类,即隐匿逃避、勇敢抵抗与妥协合作,并分别以王统照、李健吾和《古今》杂志的作者群作为代表。傅氏的分析借用了魏斐德对明清之际士大夫*态度的描述,很有启发性。这本书虽然以知识分子为主角,但也扼要地介绍了“孤岛”和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社会及文化,例如新闻和出版界、话剧运动,以及经济和物价等等,从中不难窥见一般民众的生活面貌。不过傅氏最大的贡献,可能还是明白指出抗战时期处在日军铁蹄下的中国老百姓,或者为了谋生,或者只是贪图一时的虚荣,在*态度上往往表现出一种暧昧性,既不是“爱国”也不是“卖国”,而处于中间的“灰色地带”。这种暧昧态度不仅限于作家和文人,沦陷区里大部分民众朝夕面对敌人占领的现实,都无法完全避免。
魏斐德的书是他一系列上海史作品中最新的一部,描述“孤岛”时期各方势力在上海租界里角逐的情况。日本尚未对英、美各国宣战以前,租界不仅是上海一带中国民众的避难所,而且是日本军警、重庆政府地下工作者,以及汪伪政权特务的交战地,加上租界捕房和当地帮会分子插手其间,形势复杂而混乱。书名所称的“歹土”,原来是指沪西“越界筑路”的地段,地位本就十分特殊,到了抗战时期则更微妙。魏氏根据租界捕房记录、美国外交档案,以及当时上海的西文报纸(如《密勒氏评论报》等),详细说明租界里亲日、反日两股势力如何以恐怖手段互相威胁和制裁,使租界当局穷于应付。这本书篇幅不大,着重描述而较少分析,虽然书中某些史实在中文的学术或非学术性著作里也能见到,但它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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