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食盐运销的组织相关联，又是现代学者尚未澄清的一面，在此应作简略解释的，也就是除了专岸是保留给特定的商人外，湖北、湖南与江西等三省可说是"自由贸易"区，开放给所有运商。因为这三省消费了约三分之二的两淮盐，散商与总商都要求加入营运。而且因为该三省之府与县卖盐容易销售，该地食盐配额必需和从它地运来的便宜私盐相竞争，所以两淮盐官规定任何商人运盐到此三省都要运十分之三到江西、十分之七到湖北与湖南。这个比例也许一直都未改变，就像是中古时代开放田地的轮耕制（mixed strip system）一样（译注：欧洲中古时期的农业耕作方式有所谓的"三田制"，即把田为分三份：一是休耕田；一是秋田，主要种植大、小裸麦；一是春田，主要是种植燕麦与各色豆类。此法能使地力与犁土的劳苦在一年内分配得更平均。），两淮盐分配的基本概念就是要公平。直到1760年代初已发现有狡黠地逃避此规定的案例，但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盐官定了更严格规定要商人到每个目的地口岸时都要登记在根窝上。（注：有关此唯一有系统的资料见高恒前引书第三卷。）

     总结而言，资本的影响可在食盐的生产与配销方面，以及食盐的贸易组织方面感觉到。当三十多个总商控制了食盐的生产之同时，这三十个总商也有力地控制分配与销售。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前期的一百五十年间对散商并不有利。在生产方面，场商透过借贷与投资，把握住每个机会把盐田和盐亭转变为其所有。在顺治元年（1644 ）与嘉庆五年（1800）间拥有盐亭的灶户已减少了一半。在配销方面，总商除了拥有庞大的生意外，还放高利贷给散商。然而，虽有庞大的资本力量，都并未发展出成熟的资本主义。例如，在食盐的生产方面，即使是一个有能力且毫不留情的场商，他也不能无限制地牺牲他人而扩张自己的事业，因为他们的地位都是要经过官府认可的。在食盐的配销方面，官府设计的行盐口岸（引岸）以及"自由贸易"区的固定食盐比率，使得大部分有企业心的商人很难扩大自己的贸易量，至少在一般正常的环境下是很难的。食盐贸易的组织只允许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内进行竞争与理性化，实际上，有人可能会问这样竞争与理性化的观念是否会发生在商人的身上？因为至少在理论上官府的干涉主义总是会支持传统，且保护所有商人所被赋与的利益。因之他们的财富可能会因为个人的运气与愚顿而有兴衰，但是法律却规范了他们之间无情竞争的程度。在几乎没有规划的机会下，商人中之贵者常求助于"压榨"的策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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