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数字与虚假的数字。（注：Yang Lien－sheng（杨联升），"Numbers and Units in Cinese EconomicHistory"， HJAS(1949)， 216－225。）不像场商与垣商的资料本身较不充分，有关运商数目的资料是相对较多。两江总督陶澍在道光十年一月的奏摺中说到："查淮商向有数百家，近因消乏仅存数十家，且多借贷营运。"（注：《陶云汀先生奏疏》，卷三十，〈再陈淮鹾积弊疏〉，页1a。）出身扬州精于盐业的李澄，在其常被引用的手册《淮鹾备要》（道光三年出版）中说道：（注：《淮鹾备要》（道光三年［1823］编），卷三，页1a。）两淮当鹾务盛时，实运之商数百家，财聚力厚，其势足以敌私，故盐易行而引不积；今实运之家，不及曩者之半，而消乏者日渐告退，……乃以数十家半虚半实之商，办百余万年清年额之引，难矣。
江苏布政使在一篇乾隆五年（1740）有关两淮盐政的长篇报告中提供了另一个线索。他说道通常一个小组有一个专卖商人负责，数个商人负责一个大乡。（注：乾隆《两淮盐法志》，卷十，页13b。 ）这样的说法虽然可用，但如果对食盐的运销内部不明了，那可能会造成误导。假若这种说法可以接受，无疑地将是估计运商数量的指南。那么运商数量的总数必定超过两淮盐区县份总数量，该区总县数在十八世纪有 279个。（注：乾隆《两淮盐法志》，卷三。）这个布政使的说法应该要与乾隆二十二年至三十年（1757-1765）间任巡盐御史的高恒之行政命令一起作考虑：（注：高恒的政书内有四种，分别藏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日图书馆。作者与出版社日期皆缺。虽然是以《淮北鹾政》之名被编在一块，但很明显地是编者的创作，因为该书内容并不只述及淮北，而且份量还不少。从序文及内容中我们可以知道该书搜集了高氏在乾隆二十二年至三十年（1757-1765）间的政令，以上的引文引自卷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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