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派史学思想中有关人类社会是彼此独立和多元的观点在揭示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同时也推动美国的中国史学者以“中国中心观”来重新研究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著名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在具有学科开拓性的著述《中国人口研究（１３６８－１９５３年）》（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959）一书中，揭示出长达６个世纪的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使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变化，１７７５年以后人口快速增长以及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运动赋予中国历史发展以许多新的特征。这一研究成果启发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深入到中国内部来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特征。孔复礼所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和它的敌人（１７９６－１８６４年）》（Philip A.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0）一书，进一步指出，清中叶以来在日益遭到削弱的传统社会中，业已滋生出“一些新的力量”，象人口的大幅度增长、物价的上扬、商品经济的扩展以及货币化倾向等等，这些现象都超出了人们以往对中国社会特点的认识，因而“需要一种新的历史模式用以说明鸦片战争前中国变化的基本过程”［（１）］。孔复礼的上述观点在美国的中国史学者中有着广泛影响。如何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特征成为美国学者努力的新目标。有鉴于孔复礼这部著作在“中国中心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柯文认为该书：“标志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２）］。

    第二，年鉴派史学家在“总体史”的研究中，特别重视用较长的时间尺度来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长期发展趋势。此点对于美国中国史学者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长期发展进程，进而为突破西方学者习用的中国历史发展“循环论”给予重要启示。

    年鉴派史学家在“总体史”的研究中一直把重点放在探索影响人类行为及社会变化的深层因素上。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因此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构成强大的制约力，它们或造成周期性的社会变化或促成诸多社会长期发展进程的产生，而且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方向和特点。上述史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