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他同样把注意力放在绅士阶层的分析上。在分析绅士阶层的阶级实质时，他又选取“团练”当作突破口，进而又从纵横两个方面对团练性质的变化做了剖析：从纵向来看，在广东地区每一个单一村的团练就是一个家族，阶级关系与亲属关系融汇在一起。及至团练联盟成立，使一个个纵向的团练联合起来，遂使不同家族内部的绅士与绅士之间以及佃户与佃户之间的横向联系，得到加强。当不同家族的绅士们为了他们自身的*与经济利益相互联手之时，各个家族的佃户开始意识到他们有着与绅士们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即血缘关系已不再能够模糊阶级关系了。当西方殖民者入侵广东并造成社会秩序混乱时，绅士阶层为了自身利益急于将地方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分立情绪，这时广大农民为了自身利益则开始加入超越家族的秘密结社，这就是红巾军等民间反叛组织产生的时代条件。家族终于分裂。弗里德曼强调“信念意识”使亲属制度将不同的社会集团整合到一起并能保持阶级的不平等。魏斐德的研究则表明经济因素是造成家族分化的重要原因，而且家族内部潜在的冲突只有社会危机爆发时才显现出来。魏斐德使美国的中国亲属制度研究又有所深化。及至周锡瑞，他在《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中，又对绅士阶层做了进一步的区分并提出“城市改良主义上层阶层”这一新概念，并认为正是这部分人的利益和势力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他的这种新观点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１２）］。上述“由下而上”对中国社会进行的有层次的“纵向”研究，使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发展特点有了许多新的认识。
无论对中国社会进行“横向”研究或是“纵向”研究，从总体上来看，研究者已立足于中国社会内部，他们已是从中国的内部来研究中国，因而避免了他们的前辈们从西方角度分析问题、收集资料而导致忽视中国现实的危险。虽然有的美国学者也为“分解”过细会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出现“史学碎化”现象而担忧，但从当前来看，美国学者的种种“个案”研究，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历史知识有了巨大的增长，“分解”性研究突出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差异性，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特点创造了条件。可见“分解”研究在当前仍具有积极意义。
（２）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进展给予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以强劲的推动
除年鉴派史学思想外，给予美国中国史研究以新的推动力的，是国际范围内有关中国科技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