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其性质做出了计量研究（⑦）］。李中清在他的新著《中国西南部的财政与经济（１４００－１８００）》（James Lee,State and Economy in Southwest China）一书中，用电脑处理了大量中国户籍资料和刑事案件报告，在探讨中国社会结构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此外，电脑等先进工具还应用于中国学书目的编制上，如史坚雅曾与百余名专家合作，历时十年，编出《近代中国社会研究论著类目索引》（１９７３年）。总之，对计量研究的重视与电脑等现代技术的应用使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向着精细与科学的方向发展。
第四，年鉴派史学家对“总体史”的追求导致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这方面有两个倾向十分引人注目：其一，是综合研究的倾向；其二，对研究课题“分解”的倾向。上述两种倾向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都可看出明显的表现。
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综合研究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学者跨越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以及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理论鸿沟，将社会科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进到历史研究当中。象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１８３９－１８６１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一书就是一部用社会史的观点研究外交史的杰作［（８）］。史坚雅则用人类学的方法在研究中国宏观区域系统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二是实现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美国于７０年代发表的有关中国城市的著作，如约翰·威尔逊·刘易斯主编的《*党中国的城市》（John Wilson Lewis,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1971）、埃尔文与史坚雅合编的《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Elvin and Skinner,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1974）和史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Skinner,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7）等，就是从事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学、人类学以及宗教学教学活动的专家们共同协作的产物。这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被认为是“一种带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９）］。１９８０年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有关中国历史上食物与饥荒的讲习班。与会的都是在区域系统理论、地理学、水利工程、农业经济学、营养学以及人口学等方面学有所长的专家。会议的组织者莉莲·李（Lillian Li）率直地提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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