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礼与何炳棣对于中国充满变化与差异的社会图景的揭示，使年轻一代美国学者开始怀疑，能否将中国社会简单地称之为“停滞”的社会。这两位寓美的华人学者启发美国史学家通过对中国的家族与绅士阶层的研究来进一步廓清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特点。

    事实上，美国的一些人类学家也已经开始这方面的研究。莫理斯·弗里德曼在其《中国的家族和社会：福建与广东》（Maurice Freedman,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uang Tung,1960）一书中，把亲属制度的研究视为探索中国社会的共性与个性共存的途径并得出家族组织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这样的结论。但在亲属制度何以能将不同的社会集团整合到一起这一问题上，他强调是“信念意识”，保持了家族的一致性。他认为家族产生的原因完全在于一种“自然冲动”。形成一个简单家族的愿望，就是家族制度产生的动机。由于排除了经济因素对家族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而弗里德曼的上述研究带有明显的缺点。其后希拉里·J．贝蒂将家族的研究与对绅士阶层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在《面对抗清运动的选择：安徽桐城个案》（HilaryJ.Beattie,The Alternative to Resistance:The Case of T′ung-Ch′eng,Anhwei,1979）一文中，指出两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一是，贝蒂通过个案研究，发现那些在１６世纪或更早年代成为显贵家族者，他们的后裔在清初同样获得了学业或官位上的成功。由此她认识到明清王朝的更迭并未使中国社会内部的长期发展进程中断。二是，在传统的中国史研究中，一般认为信奉儒家学说的绅士大都是“效忠主义者”。贝蒂却指出，面对抗清运动，大多数绅士毫无疑问地把地方的家族利益和维持他们长久以来的地位和威信放在忠于覆灭中的王朝这一抽象概念之上。只要新政权象明王朝一样保证他们在地方上的地位和通过考试留给他们一个晋升的渠道，他们就支持新的王朝，“经历了*和道德危机的桐城绅士表明他们是世界上头脑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而不是那种昏热的理想主义者”［（１１）］。贝蒂的研究强调了经济与社会因素对家族组织的影响，从而为认识绅士阶层的分立倾向开辟了道路。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主要研究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地区在西方殖民者的冲击下所发生的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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