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何炳棣在其前引的关于中国人口的研究中，便总结出中华帝国晚期人口变化的总趋势（１７４１－１７７５年为中国人口的上升时期；１７７６－１８５０年中国人口进入发展的成熟期；１８５１－１９１１年为中国人口的衰变期）。又如，罗伯特·米尔顿·哈特威尔在《７５０－１５５０年期间中国的人口、*和社会变迁》（Robert Milton 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一文中指出，在长达８００年的这一时段内，中国经济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人口的迁移，使中国南方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区域。从物质进步这一角度来分析，中国社会处于直线发展之中；但中国不同的区域，其经济变化的速度和特点又是不同的，从而又表现为一种周期性的变化。随着人口的迁移与流动以及经济重心的转移和技术成果的扩散，使帝国权力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中唐至明初，中央权力不断向地方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绅士利用中国南方广阔的空间与资源迅速壮大其经济实力，又利用科举考试作为晋升的阶梯，所以非身份性绅士在从地方直至中央的权力机构中，都有体现他们利益的代表。正是上述诸种积累性的影响使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质的变化［（３）］。另一部研究中国社会内部长期发展进程的专著便是珀金斯的《中国农业的发展（１３６８－１９６８年）》（Dwight H.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China,1969）。该书在研究的时段上几乎与哈特威尔的前引文相衔接。珀金斯通过计量研究，对从明开始的６００年当中，中国的人口、地亩、农产量、粮食消费指数、农业技术的改进、水利设施及农产品的商品化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上述６００年间，中国人口增加十倍，耕地扩大四五倍，劳动生产率提高近一倍。他又根据上述数据，总结出一个公式：劳动生产率＝（人均粮食消耗量×总人口）／（耕地面积）。其中，人均粮食消耗量是个“常数”；耕地面积扩展有一定限度。由此他得出结论：人口增长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之一［（４）］。何炳棣、哈特威尔和珀金斯的上述研究成果，不仅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同时它们在美国的学术界还起到一种带动作用，一时突破王朝的界线，从更长的历史时段上来探索中国社会内部所存在着的长期发展进程在美国中国史学界蔚然成风，并为突破中国历史“循环论”找到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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