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华民族有着记录自己历史的优良传统，各种史书浩如烟海。再加上地方志、奏折、户籍、刑事案件卷宗以及谱系资料，所有这些为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提供了欧洲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资料宝藏。所以美国的中国史学者能在计量研究方面做出很多成绩。何炳棣有关中国人口的著作便是一部计量研究的典范。他的另一著述《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1962）利用了大量州志、县志、通志、会馆志、院志、宗谱、年谱、文集、笔记以及“登科录”、“同年序齿录”和“履历便览”等资料，通过数量分析，对于中国社会内部的流动性及其范围做出了科学的回答。卷末所附３８个图表，可以使读者对于各州府县的进士、举人和生员的数目、出身、教育情况、财产、晋升与被贬、中举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同时代及不同地区中举人员的状况等等，得出一目了然的印象。此外，著者还依据１２，２２６件事例做出２７项“个案”分析，用以说明中国社会内部的流动性及其社会意义［（５）］。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一书，其附录约占全书总篇幅的一半，内含各种统计图表１５０余个。珀金斯对中国人口、耕地面积、亩产量、农产品的商品率以及劳动生产率等的研究都以定量分析为基础。又如史坚雅关于中国宏观区域系统的研究也是以定量分析为基础的。

    在定量研究中，电脑使用也越来越广泛。例如，张光直试图应用电脑对青铜器饰纹的多样性做出分类［（６）］。杨庆ｋūｎ＠①在《１９世纪中国群众行动类型的初步统计》（C.K.Yong,Some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Pattern of Mass Actions in 19th Century China）一书中，用电脑对《清实录》中有关群众运动的记载进行了分类，由此对不同类型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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