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当蒙古人作为一个从草原地带的畜牧和贸易中获得力量的民族，在18世纪中期丧失了其独立势力之时，也许清朝对蒙古的“征服”所造成的蒙古“终结”可被积极地看为一种双边利益：漠南、北蒙古文化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新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其精要因素(以及关键的军事联合)；而作为回报，满族保留、扩展并创造性地运用了他们从蒙古人学到的东西，并在统治内亚方面给予了她们一个有分量的角色，从而为蒙古人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篇章。¹⁴

也许可以说特殊的军事敏锐，统治多民族帝国的广阔视野，处理和运用一系列外族社会*、宗教*思想和机构的灵活性都是满族自身的品质，或是他们在草原东北边缘发展势力的过程中自己发展起来的能力。这些确是Thomas J．Barfield在对两千年间游牧帝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的大体解释中所表示的观点。

在Barfield看来，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一直就有三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意图控制草原和中国中原之间广大地区的势力：游牧政权、中国政权以及“满洲”政权。他想象三个循环反复的“势力周期”，在其中，因为游牧民族总是依赖中国的资源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条件，当中国稳定繁荣之时，他们的财富和*联合也随之增长。正因为此，匈奴帝国与汉朝是同时代的，突厥的实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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