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亚俄国人施加的新压力以及西藏宗教*的新发展。16除了提到清初满族和蒙古之间的敌对之外,他的讨论没有包括从蒙古传播来的积极影响或任何其他方面。
在我看来,最近Nicola Di Cosmo所提出的对内亚历史的时期划分模式,在两方面比Barfield的观点更令人满意:它不要求进行对草原和草原边缘民族或政权的严格区分;并且它承认后期北亚征服政权从它们的先行者学习经验的过程。Di Cosmo从“‘草原’帝国”(包括出发于草原边缘,如黑龙江——松花江——辽河地区的帝国)获取和管理来自它们基本环境之外(通常及最显著的来自外亚农业地区,如中国)资源的能力提出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假设。他看到在这种资源获取和管理方面四个渐进复杂的阶段——纳贡、贸易合作、双向管理、直接收税——在其中,连续的内亚政体“展现了在不排斥早期经验的基础上扩展他们策略的能力”,有选择性地利用通过口头和文字传承得到的他们先行者的方式,并同时发明新的方法。Di Cosmo将蒙古族建立的元和满族建立的清置于最先进的类别当中,即直接税收帝国阶段,“它们一点都不再将他们的生存建立在从一个相邻大农业国家获得贡品之上,而是能够直接地从被征服地区榨取资源。”他强调这种复杂程度的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断续的,中间穿插了许多停滞时期。
例如,即使重建蒙古帝国的理想仍未灭,漠南、北蒙古人在对明朝的关系上采取了一种贡礼——贸易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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