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中国学第一代学者代表的费正清，其开拓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是，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认。他的研究集中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观点。他的“冲击与回应”模式和他的著作实际上回避了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有违于历史事实。这一点，也受到美国新一代中国学学者的批判。黄宗智认为，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Official History），他们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统治人物，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常常有意无意地附和官方的立场和观点”。“费正清写的通俗性教科书《美国与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基本上否认帝国主义这个事实，企图为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辩护。它把帝国主义视为‘现代文明’的使者，用‘两种文明的冲突’和‘打开门户’来解释鸦片战争。在这本书中，帝国主义侵略成了‘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主权的丧失被称为‘中西共治’。费正清一直到前年（１９７８）出版《剑桥中国史》第１０卷时才正式放弃了这些看法，并因此受到部分*学者的攻击。以费正清为首的这种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学术，同中国的范文澜所领导的反帝国主义的近代史研究，是一个鲜明的对照”。［（４）Ｆ］正是由于费正清学术的这种局限性，阻碍了中国学的健康发展，从６０年代中期到８０年代末期，他的观点受到美国学术界的普遍批评。还应该指出，费正清的理论素养与他在中国研究中所处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费正清学术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不相信理论，只信任模式。这一特点也影响到后世的美国学者。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象他这样富有开创性的学者，却难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系统的学术思想，以至于谈到学术理论问题，人们发现他留给后世的就只剩下那孤零零的模式。尽管有的美国学者把这种对理论的不信任态度看作是费正清治学的优点，认为费正清在其学术生涯中“没有花时间去做宇宙观的思索”，“甚至在做最一般性的概括时，他也避免固定的、严密的概念化”，是为了“避免其学术陷入意识形态的陷井”。［（１）Ｈ］但在我看来，忽视理论思维的史家与没有理论支持的模式，必然使自己的研究难于长进。在费正清身上体现的这种缺憾影响了他的学生，也限制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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