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对华关系的实践，以及他在中国的特殊经历，对费正清形成关于中美关系的基本看法起了很大的作用。费正清在回忆录中曾经追求了自己在情报协调局任职期间两次来华的特殊经历和感受。他说：“这一段充满惊险事迹的插曲（从３４～３９岁），把我卷进了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并毋庸置疑地再造了我。就象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从战争时的勤奋工作中得到的磨炼和成长，使我更清楚地懂得自己在想什么，自己怎样能够发挥作用。这是因为战争从根本上提出了新的思想和组织问题，这些问题要求采取创造性的行动。”［（１）Ｂ］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费正清一直持有较为明智、公正的态度。早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他就对中国战场上国民党政权的现状有较为清醒的认识。１９４３年８月，他表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情绪：“现存政权已无多大希望，因为它无法在感情上信赖人民大众，在行政上又效力太低，实际上无法为民众做什么有益之事，而骇人听闻的苦难和灾祸总是跟随它的踪迹。它之所以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只是因为还没有足够的民众拿起武器反抗它”。［（１）Ｃ］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费正清时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１９４６年６月，他与妻子前往中共在华北的*中心张家口访问。事后，他著文《一九四六：我们在中国的机会》，全面地探讨了战时的美国对华关系，阐述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发展的基本看法。他认为，战后中国的*现状给美国人制订对华政策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我们要不要做好迟早同中国*主义妥协的准备？在中国，有哪些机会能使条件令人满意？在危机时代，中共会不会同俄国站在一起反对我们？我们必须清醒地和客观地估计我们的机会，必须懂得，极端的回答虽然来得痛快，却是于事无补。”［（２）Ｃ］在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冷战的局面虽然尚未完全形成，但美苏两大对立阵营格局已经初见端倪。西方分析家往往很轻率地做出结论，把中国*党视为苏联的“工具”和“傀儡”。费正清对此是很有看法的。他说：“中国*党人是真正的*主义者，而且为此感到骄傲。他们只不过在主义和理论上同苏联有缘，在实际上和程序上却未必如此”。他们“亲近苏联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在改造落后的农业社会方面，同苏联有类似的实际问题和经历，而美国在这方面并没有相似之处”。再有，“中共政权显然不是莫斯科的傀儡。它是由清一色的中国人组成的，他们２０年来在没有什么外援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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