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建立了近现代中国研究基本框架和模式。费正清学术的一个特点是讲求实证，不愿意构筑庞大的理论体系，这与他接受汉学训练有关。虽然费正清主观上对理论抱有戒心，但他的研究在客观上又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一种特有的模式和框架，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冲击－－回应”模式，费氏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模式。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直到６０年代后期，中国研究领域兴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开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充满西方人种族偏见的研究模式，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其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费正清对这一模式做了描述。他认为，“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她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澎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世纪中，中国这一古代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区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社会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的、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１）Ａ］
“冲击－－回应”模式不仅被应用于对１９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而且也被应用于对２０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费正清与赖肖尔合著的《东亚文明史》（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中，费氏专门把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作为研究的重点问题。保罗·Ｈ·克莱德（Paul H．Clyda）与伯顿·Ｆ·比尔斯（Burtond F．Beers）在其合著的（远东：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The Far East：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 and the Eastern Response）一书中则提出：“过去１５０年，东亚一直是一场革命的舞台，这场革命的广度与深度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它包括两个伟大的运动。第一个运动是西方文化生气勃勃地向中亚与东亚的古老传统社会全面扩展，这个运动从１９世纪初开始，通称‘西方之冲击’。到２０世纪初，就*权力而言，它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洲。不过此时这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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