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费正清不仅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学，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并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传统的汉学研究不同，汉学研究中心在欧洲，而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是美国，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开拓者，费正清一直崇尚“研究中国问题，要出去四处走走”的信条，“把中国问题研究看作是一项世界性的事业”，不断沟通自己和世界各地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联系，逐步加强与他们的合作。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费正清在日本学习语言，研究目录，最终与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资料集。６０年代，他先后两次出访，访问了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处于学术发展阶段的“边远地区”，费正清帮助当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他回忆道：“在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４年我们的两次环游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共走访２０多个国家。我对其中每个国家的中国问题研究的现状或不足之处都作了独立的评估。我参观了１５－２０个研究中心，这取决于你对研究中心这个词怎么理解，还作了上百次讲话，其中包括介绍、讨论、演讲等。我得出的结论是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训练有素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并不多。我们的著述传播还不够广泛，但我们正在取得进展。而且，我们在哈佛有很多机会同世界其他地区志趣相投的研究人员进行交往。”［（１）Ｆ］

    第三，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组织者，费正清还做了很多有益的学术普及工作。他主持编写了有关“东亚文明”、“中国问题”的教科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负责主编了六卷本的《剑桥中国史（１８００－１９８５）》。中译本为《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伟大的中国革命》，向世界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套书凝聚了费正清的大量心血，他不仅担任主编，而且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自１９６６年始，他与来自世界各地１２个国家的１００多位中国研究专家为《剑桥中国史》撰稿，使这部巨著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尽管书中的很多观点还不可能完全被中国学者和读者所接受，一些美国学者对这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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