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不仅博学，而且也长于学术组织，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现代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建设做出了贡献。首先，费正清在美国高等院校中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创建了中国研究中心，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早在１９４６年８月，费正清就在哈佛大学开始从事区域研究。经历了麦卡锡主义的肆虐之后，中国研究已经完全成为一片“废墟”。恢复这一研究的工作异常艰难，而他认定，“对付麦卡锡主义的办法只能是办教育”。［（１）Ｅ］有赖于福特基金会的帮助，一些私立大学着手筹划中国研究。费正清于１９５４年开始筹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１９５５年，首先建立了为期两年的“区域研究－东亚”硕士班，每年约培养１４名研究生。１９５６年，招收了２６名攻读历史和东亚语言联合联博士学位的研究生。５０年代后期，研究中心逐渐开始有计划地出版书籍。到６０年代，这项工作全面展开并且进入了高潮。据费正清统计，“在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１年成绩最为突出的两年中，我们总共出版４３卷书，几乎达到一个月出版两本书的程度”。这使我们“进入一个硕果累累的全盛时期。短短几年我们已经超过了斯坦福、伯克利和其他学校”。［（２）Ｅ］

    除了作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之外，费正清还担任了许多学术组织的领导工作。１９５９年，他担任了亚洲问题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主席。１９６８年，他又出任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会长。鉴于麦卡锡时代所造成的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分裂，费正清做了很多工作促使对立的双方进行合作。

    从实际的学术组织实践中，费正清深感在美国开展地区研究必须处理好政府、研究部门和基金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曾经举例分析过这个问题。他说，战时及战后，“华盛顿和各大学之间就东亚问题交换意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央情报局和战略情报局早期的研究分析分局学术工作人员中有一些人同我一样重返大学工作；还有一些人则象伯顿·法赫斯一样仍在政府任职，法赫斯是国务院情报研究局（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东亚处的处长，他一直到５０年代才去职他就，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学科部主任。这个事例很好地体现了学术研究部门、政府和基金会三者之间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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