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夏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尽管蒋介石政权危在旦夕，人们对蒋介石统治已经完全丧失信心，国共两方的军事对比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很多人对中国*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仍然持怀疑态度，并且对于这场革命的性质和意义认识不清。费正清则公开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关于美国东亚政策学术讨论会上强调“中国的*主义（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并且对美国的一些社会学家和*家拒绝承认中国*主义革命的作法提出了批评，告诫他们，“如果拒绝正视现实，我们就可能再次掉进我们面临的估计过低的陷井”。［（３）Ｃ］他还认为，“中国*主义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它有意识地消灭地主与士绅阶级”，最大限度地发动农民，“提高他们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４）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奉行“遏制和孤立”的冷战政策，中美关系长期恶化。特别是５０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猖獗一时，更加剧了这种敌对关系，中美关系成为一个无人敢问津的领域。在６０年代，又是费正清，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再次发出重新审查美国对华关系的呼吁。１９６６年，在美国参院举办的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听证会上，费正清用提供证词的方式将自己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新思考公布于世。他说：“１０多年来，我们一直避而不谈中国问题，希望它会自行消失。可是它仍然存在，等待人们正视它。但要了解中国问题，就必须对中国、对我们自己以及中美关系做历史的考察。”费正清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出发，主张美国政府应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的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为中国进入国际舞台打开方便之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费正清的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但是，由于这一点，他遭到了台湾当局和台湾右翼文人的攻击和谩骂。费正清回忆道：“１９６６年，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对华听证会上，参议员富布赖特（J．William Fulbright）竭尽努力以使广大公众对我们的外交政策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应邀出席作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能自行解决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且不会构成对美国的严重威胁”。“１９６６年参议院举行的这些对中国问题的听证会，一连９天在台北成了轰动性的新闻。尤其是我和多克·巴奈特（D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