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近代史研究领域“亚洲论”的泛滥，如实地显示出这是时代的产物这一事实。 岸本美绪在《来自亚洲的思考》（东大出版会，1993—1994年）一书的书评中指出，所谓“来自亚洲的思考”，试图从亚洲自身*立场的角度来进行自觉的讨论，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亚洲”这一框架本身，却是毫无意义的（《来自亚洲的诸视角》，《历史学研究》676）。对此，古田和子在迄今清理亚洲交易圈论的过程中，提出有必要禁止使用“亚洲论”这一概念，并摆脱地域名称的限制，使用诸如网络这样的概念来设定课题（卫藤沈吉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编集委员会编《二十世纪亚洲的国际关系6》，《国际体系的理论与实际》，原书房）。笔者认为，与近代以来反复出现的“亚洲论”相对，依靠国家权力而被“边境化”的台、港、冲绳的现实所提出的“亚洲”在近代的理想状态这一问题，有必要立足于现实来进行历史的考察。

    现在，无论从任何方面来看，历来得到肯定的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建设这一主题正在日益相对化。坂元ひろ子《中国民族主义的神话》（《思想》849），认为由于列强的侵略，中国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接受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民族主义的高涨助长了人种差别，这表明了“神圣”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社会思想性。松本彰《“国民国家”的观念与现实》（《历史学研究》678）， 从国史思想体系批判、社会等多种视角出发，提出了有必要对国民国家的概念作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以下，谨对本年度研究成果作分类介绍。

    地域社会  如今，在使用地域这一概念时，并不仅仅指实地调查的有效性。特别是华南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民间社会原有秩序的动向，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都通宪三郎《福建省南部农村地区的普度仪礼》（《佛教经济研究》24），介绍了对晋江县祖先祭祀仪礼的调查情形，并揭示出仪礼轮流进行这一事实与该地区商品流通的关系。志贺市子《香港“道坛”的社会功能及其变迁》（《东亚地域研究》2），以“青松观”这一道教结社的“道坛”组织为例，阐明了其社会功能与变迁。作者认为，“道坛”是对二十世纪香港、广东地区急遽的社会变化富有弹性的适应的结果。当前，在华南地区研究这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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