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侨、华人史研究，藤村是清《劳动移民回流的社会条件》（富冈倍雄、中村平八编《近代世界的历史面貌》，世界书院）和《中国南部四港出入境人数的变化（1855—1939年）》（《研究论集》，神奈川大·院·经，24）二文，分析了厦门、汕头、琼州、香港四处“华侨港”移民出入境人数长期的动态情形，前者还特别指出了归国人数长期以来稳定增加这一特征，并据此否定了历来认为华侨是“来自逆境的被动的流亡者”这一说法。石田浩《福建侨乡的乡村建设与经济开发》（《经济论集》，关西大，44—6），考察了福建省晋江市的华侨援助及其意义。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史研究》（智慧书房），运用华侨贸易商的帐簿史料，阐述了其内部经营的实际状况，为今后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此外，斯波义信《华侨》（岩波新书），描述了华侨商业活动的历史变迁。可儿弘明、游仲勋编《华侨·华人》（东方书店），则着重阐明了其移民动力及其适应性。

    关于宗族，伊源弘介、余一飞、王小丁《探访浙江地方旧中国的宗族聚居家宅（一）》（《研究报告》，〈静冈大·教养〉，人文·社会科学30—2），分析了孙氏家族聚居的浙江省富阳县龙门古镇的古建筑以及该镇状况，并据此说明了宗族的构造及其发展、古镇经济等问题。西川正夫《四川省广安县备忘录》（《论集》，〈金泽大·文〉，史学科15），运用族谱资料，考察了清末民初其乡族蒲氏的状况。

    关于东北、华北地区，江夏由树《中国历史上异民族的支配问题》（《一桥论丛》114—4），论述了旧奉天省大地主张氏的历史，并探讨了其与汉军旗人的作用、官庄土地的民间买卖等问题的关系。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问题》（《史学杂志》104—1），批评了那种否定义和团与白莲教的关系，而从同一时期的民间文化来寻求义和团起源的作法，并根据历史上白莲教的实际状况，指出其与义和团的关系是不可忽视的。小田则子《清代华北农村的青苗会》（《史林》78—1），利用“顺天府档案”，揭示了青苗会系任意参加的团体这一特征，从而为理解近代以来“村”的形态提供了参考价值。蒲地典子《清季华北“乡保”的任免》（《近代中国研究汇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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