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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认为我对做操会比对算术更感兴趣。看着满族女士站在那里和着外国风琴演奏的活跃的进行曲扎扎实实地进行形体锻炼,真是有趣得很。日本人是体育训练方面的大师,在我所参观过的学校当中,日本教师那种平静的端庄、潜在的力度和她们的亲切可爱使我很有好感。看到口令下达之后那种动作的准确与一致,我又是惊讶又是喜欢。这些学校一切都好,除掉一塌糊涂得令人苦恼的唱歌。中国人的嗓子生来清晰、甜美,有小调音色的倾向,若加以恰当的训练不无完美发育的空间,但日本教师却是带拖腔并用鼻音唱的,而学生们也就跟着她这么唱,显然以为西洋音乐就是这个样子。”肃亲王的五妹嫁给了并不过游牧生活的蒙古郡王贡桑诺尔布,她在北京参观了女子中学,并在离开北京时请来了一位日本女教师,回到蒙古后为那里的女孩子创办了一所学校,据查这位女教师就是1902年在上海务本女学堂担任日语教师的河原操之,因为教学效果很好, 1903年受蒙古喀喇沁王府之聘,在王府创办的女子初等教育机构—毓正学堂中继续担任日语和日文教师。○46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也有类似的记述,她称这位嫁给了蒙古王子的肃王府的格格,“为蒙古的妇女和女孩子们创办了一所学校,她把其中的15个人带到北京来,作为对她们的一次实践教育,这位高贵的王妃不顾自己和一般百姓之间巨大的差别,把这些孩子带到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并给这些孩子打气、鼓劲。孩子们唱歌,她伴奏”。康格夫人说自己碰到当时许多名媛贵妇都曾对她说:“我们希望自己的女儿学习英语,但我们的传统又不允许她们进学堂。我们能否通过您找一位老师在我们家里开一个班呢?能不能找一位美国传教士?”由于那些传教士都忙于传教,未能满足这些贵妇人的意愿。康格夫人称:“细心且准备充分的日本人接手了这份工作,给这些上层社会的中国人教授英语,介绍新兴的国外思想。但是,如果我们竭尽所能地完成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情况就会更好了。”
五、结语
中国历史上有学习与了解域外语言的传统,明朝和清朝都曾设立过“四夷馆”和“四译馆”,但对于域外语言的态度,朝野均秉承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即将域外语言视为蛮夷所用的“低俗语言”(low variety),直至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很多著名的西学家,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都没有认识到学习西方语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康熙时期虽然也曾设立过俄罗斯文馆,康熙本人也推动过拉丁语的学习,但均没有真正把外语视为可以和汉语和满语等量齐观的“高雅语言”(high variety)。而到了乾隆后期直至道光年间,学习外语被一律禁止,随着中外商贸的日益扩大,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语被列入用于正式和庄重场合的外交语言,甚至规定一旦中文与西文发生歧义时,竟要以西文为据。于是就形成了朝野对待西文,特别是英语的态度的急剧转变。
光绪作为一国之君,其英语学习实例,其实也是清末中国向西方学习一波又一波的热潮中,求学西方的先进中国人的突出事例。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上行下效”。光绪皇帝个人学习英语的成效未必有多么大,但作为一个天朝上国的君主,在他的宫廷授读师傅还抱持着严夷夏之分的氛围下,能够放下架子,主动学习传统士大夫认为不屑学习的四裔之“鸟语”,成为努力学习西语的楷模,符合了历史进步的潮流。他以其学习英语的热情,不仅带动了皇族群体中的外语学习热,而且改变了清朝以往不仅不允许外国人学习汉语,也不允许中国人学习外语的规定,推进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习外语和学习西学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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