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长达三个世纪的鼠疫彻底改变中国文明进程(图) |
 |
时间：2009-9-22 9:54:22 来源：网易
|
|
|
nbsp; 范行准从中医学史的角度为解释这场大疫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和资料。他指出，在被围困的汴京城中，有著名的医生李杲。李杲不仅医术精良，而且还是中医东垣学派的创始人。汴京解围之后，李杲仓皇出逃，避地山东之东平、聊城等处卖医自给。只不过，李杲著《内外伤辩惑论》一书，将鼠疫视作伤寒，范行准称“实在是继这次大悲剧后之一场大错误”。在《脉诀指掌病式图说》中，李杲称：“予目击壬辰首乱以来，民中燥热者，多发热，痰结咳嗽；重以医者不识时变，后(复？)投半夏南星，以益其燥热，遂至嗽血，骨(膏？)涎逆涌，喀吐不已，肌肉干枯而死者，多矣。”范行准评论：“这里所说的，相当于肺鼠疫中的主要症状已经具备了。”汴京大疫，时值农历五月，所发鼠疫应主要是腺型而非肺型。符友丰的深入研究为我们解开了心头之谜。那年农历五月，天气仍“大寒如冬”。显然，寒冷的天气有利于肺鼠疫的传播。
1232年的汴京大疫仅仅是13世纪鼠疫大流行中的一个环节，一次事件。伴随着蒙古骑兵的征战，中国境内发生大规模的鼠疫流行。蒙古骑兵对于南宋的征服是从西部开始的。就战争的规模而言，宋元之间的四川之争最为激烈。1257年，宋元军队在四川合州钓鱼城展开激战。元兵围城五月不下。农历七月，蒙古“军中大疫”，传染病暴发。蒙哥命畏兀尔人月举连赤海牙“修药以疗师疫”。似乎并不见效。拉施特描绘这次疫病：“随着夏天的到来和炎热的加剧，由于那个地区的气候(恶劣)，在蒙古国中出现了霍乱，他们中间死了很多人。”蒙哥束手无策，不得不“用酒来对付霍乱”，却未能控制疫情的发展。七月上旬，蒙哥病死军中。
还有一批元兵主要将领也死于这次传染病的流行中。如汪世显(49岁)、哈散纳和李桢(59岁)等人。之所以说这批将领是主要将领，是因为《元史》中有他们的传记。一般的将领，是不可能为《元史》收录的。
拉施特称此疫为“霍乱”是不正确的。根据中医文献的记载，中国大陆近代流行的霍乱是外源性的，即1817年从国外传入的。中医文献中早就存在的霍乱，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霍乱，而是指一般胃肠反常现象，非急性或烈性传染病。《元史》卷一二九《纽传》记载了元军中的疫病。
时纽军止二万，以五千命拜延八都鲁守成都，自将万五千人从马湖趋重庆……纽至涪……闻大军多疟疠，遣人进牛、犬、豕各万头。明年春……时新立成都，士马不耐其水土，多病死，纽忧之。
《纽传》的作者认为此病为疟疠，即今之疟疾。然而，合州不是疟疾的高发区，不可能造成如此众多的人口死亡，也不可能在第二年春天的成都，继续出现大批战士的死亡。我们怀疑此疫仍为鼠疫。
再看看宋朝军队中的情况。就在同一年，《宋史》卷四一二记载，宋将王登受命“提兵援蜀”，在鄂西地区的房州(今湖北房县)与元兵对垒。元兵来自四川，可能是一支染疫之军。两军对垒，疫病可能相互传染流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大战前夕，“夜分，登经理军事，忽绝倒，五脏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视几上文书，俄而卒”。从临床上观察，王登所染疾病极似鼠疫。鼠疫发病急，在体温上升的同时会出现头痛，呼吸紧迫，脉搏加速，脸面潮红，眼结膜充血，有的出现呕血、便血、尿血、衄血等症状。鼠疫在临床上以淋巴及血管系统的炎症和组织出血为特征。这就是上引文中的“五脏出血”。
不仅王登死于此疫，作为幕客的唐舜申也在劫难逃。《王登传》记载：“它日，舜申舟经汉阳，有蜀声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声也。’是夕，舜申暴卒。”虽然除暴死外，其他症状的记载不明，但我们相信唐舜申的死因与王登相同。染上鼠疫的患者大多在3～5天内死亡，是为“暴死”。仅从这一症状看，也可以大致断定此疫为鼠疫。其他疾病患者不可能死得如此迅速。
《王登传》为我们提供了两个相当典型的鼠疫案例：我们不仅可以从王登的临床症状中判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