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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三个世纪的鼠疫彻底改变中国文明进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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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22 9:54:22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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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啮齿动物生活区的屏障，食物的短缺迫使它们与家鼠和人类接触，因而把动物流行病传给了人类。至1346年底，在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城市中，人们都知道一种从未有过的传染病正在席卷东方。东方空气污浊，瘴气迷漫，生灵被毒死。
阿拉伯作家华迪(Ibn al-wardi)亲历了阿勒波(Aleppo)的黑死病，并死于1349年。他叙述这场疾病是从“黑土地”上开始的。这一区域是中亚或蒙古，但不是中国。这场传染病在那里肆虐了15年。
马克里兹(Al-Maqrizi)是马穆鲁克(Mamluk)帝国时代著名的埃及作家，写了许多重要的关于中东黑死病的著作。尽管他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在关于这场传染病起源的一些断断续续的描述中，他告诉我们在疾病传到埃及之前，已在大汗的土地上肆虐。这一区域大概就是蒙古或北中国。按照马克里兹的说法，这些异教徒约有300多个部落，在夏天和冬天的放牧中，他们不明原因地死去：马匹、野兽和人皆死去。Khitai地区大雨滂沱，淹死动物和牲畜。Khitai这块地方，处于燕京(Yenking)和高丽(Korea)之间，变成了沙漠。三个月中，16个皇子死去了，大汗蒙古的战士也大量死去。直到国王本人和他的儿子们也死于疾病。中国的人口在传染病侵袭下大量减少，印度也死亡了不少人口。
处于燕京和高丽之间的这个Khitai究竟是什么地方，我们无法知详。按照发音，似乎可以将其译为“吉泰”，但是，在这一区域，我们找不到与此音相谐的地名。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燕北蒙古高原上的一处地名，而未必是按照今天的交通路线处于北京至朝鲜半岛之间的某一地方。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记叙此事的埃及作家离这一事件都相当遥远，他已搞不清这些地名所指的方位了。况且这些来自东方的信息，本身也是通过中东商人们的口耳相传才得以传递的。
确实，《元史·五行志》有相似的记载，如1313年、1354年和1358年北京城就相继出现三次大疫。在最后一次大疫中，集聚于北京城中的河南、山东流民死亡者多达20余万。1353年，处于蒙古高原边缘的大同路大疫，死者大半。这一切都和多斯的描述吻合。皇子死亡的记载不详，但按照《元史》的记载，35岁的泰定帝，29岁的明宗，28岁的文宗相继于14世纪20至30年代的几年中“崩”或“暴崩”于上都；此前，成宗41岁，武宗30岁，仁宗35岁相继死亡，死亡地点不是上都，就是大都。可见在蒙古高原和北中国地区，确实有长时间的大规模的瘟疫流行。
从其他资料看，元代的北京已经是一座疫城。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多见于记载：
至元十七年，(塔出)入觐，赐劳有加，复命行省于江西，寻以疾卒以京师，时年三十七。
()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复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至京七日，感热疾卒，实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
脱力世官，畏吾人也……未几入觐，卒于京师。
三人都属于急性传染病死亡。同样的例证还可以找到：
(铁木儿塔识)从幸上京还，入政事堂甫一日，俄感暴疾薨，年四十六。
铁木儿塔识的死亡是跟随皇帝从上都返大都后暴病而死的。我们怀疑他染病的地点是在上都，或是在从上都至大都的途中。上都地处滦河上游，正是今日察哈尔丘陵松辽平原鼠疫自然疫源地。根据现代生态学的调查，达乌尔黄鼠是当地主要的宿主。黄鼠的鼠疫流行，将鼠疫菌传给褐家鼠，然后由褐家鼠的寄生蚤——印度客蚤的媒介作用引起褐家鼠间的鼠疫流行，并由此途径传播给人；或者，由方形黄鼠蚤直接在野外将鼠疫传播给人，从而引起人间鼠疫的流行。
鼠疫流行时何以浓雾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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