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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三个世纪的鼠疫彻底改变中国文明进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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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22 9:54:22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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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后期南安府境新设之县)人就将此疫当作1949年以前常见流行的地方病之一。④由此可见，南安地区长期存在一个鼠疫自然疫源地，其形成可以追溯到毗邻的赣州地区的人口死亡，更可追溯至宋代末年元兵的进入。这一鼠疫自然疫源地今日已不复存在，其熄灭的时间是在1949年以后。
这样，通过明代中叶南安府的鼠疫记载，我们顺理成章地将赣南山区的鼠疫流行史上溯至宋元之际的战乱时期，并据此推测宋元之际粤东地区的“疫疠”，亦为鼠疫。根据这一思路，再来看看福建的情况。
在移民史研究中，本书第一作者可能误读过一段有关建宁、延平两府的人口资料。道光《福建通志》卷五二称：“永乐十七年，建安县张准言：‘建宁、延平两府自永乐以来屡大疫，民死七十七万四千六百余口。巡按御史赵升已经核实其徭赋及各卫勾补军役俱未除豁。’仁宗监国，命户部、兵部悉除之。”本书第一作者曾经评价道：“可见永乐十七年的大疫更为严重，以至于本应由建宁、延平两府府级官员来汇报的疫情，却由(建宁府)建安县张准来报告。”此外，他还估算两府人口的死亡比例多达80%。今查《明太宗实录》卷二一二，永乐十七年五月戊辰，“福建建安县知县张准言：‘建宁、邵武、延平三府自永乐五年以来屡大疫，民死亡十七万四千六百余口’”。道光《福建通志》中的“七十七万”为“十七万”之误。《福建通志》中衍出了一个“七”字。另外，《明太宗实录》中提到的是三府疫情，比《福建通志》中的记载多出了一个邵武府。
邵武府确实是一个疫情严重的地区。永乐六年九月乙丑，“江西建昌、抚州及福建建宁、邵武等府自五年至今年正月疫，人死七万八千四百余口”。永乐八年十二月甲辰，“福建邵武府言：‘比岁境内疫，民死绝万二千余户’”。永乐十一年正月己酉，“巡按福建监察御史赵升言：‘光泽、泰宁二县民五年、六年疫死四千四百八十余户’”。这些记载相当混乱，第一条资料涉及四府，每府疫情不详。第二条资料仅涉及邵武一府，民死绝已达1.2万户。洪武二十六年邵武府每户4.2口，如真的死绝，则死亡人口可达5万余人。可是，在第三条资料中，监察御史赵升只提及光泽、泰宁二县，不言其他。按照第二条资料所称，“死绝万二千余户”，那么，此外是否还有未死绝的户数呢？洪武二十六年邵武府的户数为5.7万户，如果真的死绝1.2万户，加上未死绝的其他人口，当地人口的死亡可能真的达到总人口的一半甚至更多。即建宁府的人口死亡就可能达到十多万人。至永乐十七年张准奏报时，三府的死亡人口不可能还只是17万余人。洪武二十六年此三府民籍人口的总数为149万，加上军卫人口，则为156万。如真的死亡人口为77万，则占总人口的近半数。由于《明实录》的记载存在一些疑问，又不知道光《福建通志》根据是什么，姑且不予展开。总之，永乐年间福建西北部地区发生的大疫，对于福建人口的抑制，影响是明显的。联系同时期江西南安府的大疫，可以推测闽西、闽北地区可能存在一个巨大的鼠疫疫区。
福建地区的鼠疫也可能来自元兵的南下。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春，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率南宋残部退入福建，抵抗元兵。同年十一月，元兵进入福建。两年以后，元军攻占福建境内宋军最后抗元的基地——漳州。然而，同年黄华、许夫人等以闽西一带举兵反元，战事波及漳、泉、汀、邵武等地。不久，黄华降元。二十年，黄华复反，有部众十多万，第二年为元军击败。与赣南的情况联系起来看，南下的元兵有可能将鼠疫菌传至福建。
吴松弟指出，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福建大约有160万户，约 800万口。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福建人口大约为387万，人口损失大约420万。如此巨量的人口死亡中有相当部分为疫死人口。
明代中期，福建境内仍有大的瘟疫流行。嘉靖年间，倭寇活动猖獗，泉州南安、永春、安溪、安海等县城均曾被倭寇攻陷，人口大量死亡。最大的一次人口死亡发生在漳州府城，嘉靖十一年(1532年)，“壬辰之乱，城中人民饿死七十余万。乡居者亦以疾疫耗，隅都里户丁额悬缺，而龙溪尤甚”。尽管漳州府城中的死亡人口还应该包括乡间逃来的避难者，但这一人数也实在太多了。泉州城的灾难发生于嘉靖四十一年，“郡城瘟疫，人死十之七”。这两次瘟疫，极有可能是鼠疫。
西方文献：鼠疫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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