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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三个世纪的鼠疫彻底改变中国文明进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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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22 9:54:22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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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记载。现有的资料表明，在赣南地区，宋元之际的鼠疫只影响赣州，在赣南山区的西隅，还有南安军，却未受影响或影响不大。从户口数据上分析，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南安军户数为37721户，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增至50611户，303666口。虽然缺乏南宋时期的户口数据，但可以推测从北宋至南宋，再至元至元年间，南安军(路)的人口一直是增长的。以至元二十七年数据计，南安路所辖仅为三县，其人口数量已经超过赣州路所辖十县，看起来好像不合情理，其实是反映了赣州路疫后之衰落。
然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南安府人口突然降至7.8万，较一个世纪以前的至元二十七年人口大约减少75%。在这一百年中，南安路(府)似乎也遭遇到某种疫情的袭击。元代的情况不明。明代初年，瘟疫光顾南安。洪武五年(1372年)南安三县大疫。这场大疫为《明实录》所收入，可见疫情不轻。洪武二十二年冬，南安府又发生大疫。弘治八年(1495年)冬天，大疫又起。在这些记载中，都没有临床症状的记载。直到8年以后，弘治十六年冬天大疫再起，林俊的报告提供了有关这场大疫有价值的细节。
据江西布政司呈，南安府申，大庾县老人甘文瑞等呈：“本县城市乡村军民男妇自弘治十六年正月中旬以来，多感喉风肿毒急症，辰病午死，或即时死，或在市买卖入即死，一家三五口者有之，六七口者有之，男女痘疹死者不可胜数，家家遍染前灾。”上犹县老人李清秀等呈：“自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以来，本县坊厢龙下、童子等里，耕牛、猪畜沾患时气，俱已突死。今年正月初旬，市井村团军民多感风痰咽喉急症，朝病暮死，全家遍染，汤药无入，葬无虚日，凄怆警惶，呈乞急救……”
从临床症状分析，这是肺鼠疫与腺鼠疫的混合流行。其中“痘症”一词，应是“疙瘩”的同义词。如果说是天花的话，不可能出现“喉风肿毒急症”，不可能“辰病午死”、“朝病暮死”、“或即时死”，也不可能耕牛、猪畜“俱已突死”。因为，牛对天花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如果说是钩端螺旋体病的话，此次疫情发生于农历十二月，时令隆冬，以水污染为主要传媒的钩体病缺少暴发流行的条件。是否可能是一次炭疽病的大暴发？从上引文看，是疫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染，且以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为主要途径，而炭疽病则无此传播方式。炭疽病人可能通过吸入炭疽疱芽而致病，但却不会通过唾沫将炭疽传给他人。因此，是疫既不是钩端螺旋体病，也不是炭疽病。
元兵带着鼠疫进攻福建，致其人口损失过半
那么，耕牛和猪畜是否可能患鼠疫而死呢？根据现有的研究，在哺乳动物中，能够感染鼠疫的，有骆驼、野猪、家猪、狗、猫、兔、山羊、岩羊、藏原羚、藏系绵羊和牦牛等。在鸟类中，已有多种鸟类能感染鼠疫。已有的实验表明，家猪和牦牛能感染鼠疫，却不会因感染鼠疫而致死。来自鼠疫疫区的记载却往往与此相反，此颇令人不解。在本书第三章中，我们列举广东两个县份的资料，说明在鼠疫流行中，常伴有家畜与家禽的死亡。《鼠疫抉微》称：“有鼠将死而猫噬之，猫死；人食其猫，人死；高州人外瘗鼠处，牛吃其草，牛死，犬亦如是。”来自医生的观察与来自民众的观察是一致的。
这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至1910～1911年满洲里鼠疫大流行时，关于家畜之传染鼠疫，学者们议论纷纷。有人说鼠疫流行最盛的时候，有多数家畜死亡。又有人说当疫情流行时，以未葬之疫尸饲养家畜，能使传染。也有人让猪传染鼠疫，结果“能致死者”。德、奥、印度鼠疫委员会以鼠疫进行牛、猪及家禽的传染试验，皆不成功。来自伦敦的试验结果也呈阴性。陈永汉、伍连德等以幼猪二头、鸡三只、鸭三只，行鼠疫菌之皮下注射，未见一动物死于鼠疫。这一结果与今天的实验结果相同。问题在于，在鼠疫疫区，关于家畜疫死的报告因何而产生？甚至有的试验会证明鼠疫菌能致家畜死？在欧洲的民间传说中，也有关于家畜死亡的说法。我们以为最大的可能，在于大量人口的死亡，导致家畜因无人照料而死亡。也就是说，家畜非染疫而死，而是因主人疫死无人照料而死。在上引南安府的资料中，所谓“突死”一说，有讹传的成分。
在上引《南安府志》中，还见有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冬天及万历五年(1577年)秋冬的大疫，仍疑为鼠疫。直到近代，这一地区仍是鼠疫流行的地区。崇义县(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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