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在说

孔子当真是如此的“孔子”？古往今来，无数位研读过孔子的后人无不把《论语》视作其最要紧也最本真的文章。但问题却是，在是书之中，孔子是自己在说话吗？不，是“子曰”/“孔子曰”；而且孔子一定就是其中所谓“子曰”/“孔子曰”中的“子”/“孔子”？很难讲。尼采可以说书中的话都是“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非其本人——他本人则不过只是一位记录者，就像柏拉图写的对话，其实也并不是柏拉图本人在说，而是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及其学生一类的“角色们”在说一样。因此其中的问题，看来却依然是，《论语》中之所谓“子曰”/“孔子曰”的“子”/“孔子”，难道不会是一个“角色”？若如此，那么他到底要算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按照《汉书》作者班固的意见，“《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1]——由此看来，所谓“《论语》者”，不过乃是一部对话集或问答录罢了；而且其中以“子曰”/“孔子曰”这种形式留存下来的孔子的话，亦不过是出自仲尼弟子们的追忆与追记——是他们“接闻”或转述（report）“夫子之语也”；很显然，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对我们说；或者可以更干脆地说，在那里，其实他什么都没有说，而只是“述”而非“作”而已。而且即使他本人，对此亦曾如此明确而公开表示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2]；同时，就连《中庸》对此亦尝作如是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3]。也就是说，终其一生，孔子似乎什么都没有“作”，只是有所“述”——而其所“述”，则又以“尧舜”为本并以“文武”为其基本边界。此外，甚至孔子还说过，“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4]——反复强调着自己的确什么也没有“作”而只是“多闻”、“多见”或者说“述”。按照《说文》中的解释，“述，循也；作，起也”；换句话说，“述”就是循旧，而“作”就是创始。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前者盖即所谓“发现”，而后者似为所谓“发明”。而为孔子本人所反复强调着的亦不过在于：我其实并没有什么“创始/发明”（invent），而有的只是一些个“循旧/发现”（discover）罢了。

《论语集注》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句下明确注曰：“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并且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5]。同时，在朱熹看来，孔子的这句话，亦不过是其从《诗》、《书》、《礼》、《乐》、《易》和《春秋》等古已有之的中国历史典籍中钩沉、爬梳、恢复、发现和传承先王之所谓“旧法”罢了、“传旧而已”，实际上未尝有什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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