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发明和创作——只是在具体“述”或者说“传旧”的过程中，针对《诗》、《书》、《礼》、《乐》、《周易》、《春秋》等等不同的“述”的对象，在其具体的态度和做法上，有所谓的“删”、“定”、“赞”、“修”之不同而已；或者更干脆地说，其所谓“述”，就在于恢复。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恢复就意味着发现”[6]；而发现也就意味着恢复。而且在英语中，“invent”（发明）一词，同时还兼有虚构、捏造（fabricate）之意；而“discover”（发现），则却意味着看见（see）或显露（appear）——为主体主动看见，或因客体自然显露/流露而为主体所被动看见。总之，在被主体最终看见之前，它作为一种客体，已然存在着，就像哥伦布发现的美洲新大陆。即使这块大陆那时候并没有为他所发现，亦早已经在那里安然地存在着了。但即便如此，这种发现的价值和意义，同样是重大而紧要的，总是那么的令人振奋，那么的激动人心，不容抹杀。
既如此，既然《论语》中是“子曰”/“孔子曰”，既然“子曰”/“孔子曰”本是孔门弟子对乃师说过的话的追忆与追记，既然其中的“夫子之语也”是他们“接闻”或转述于孔子的，那么现代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者，自然要问难质疑：那些话是真的么？如果说是，那么那些话是孔子的“实话实说”还是“假话真说”？会不会是孔子及其弟子们联合起来共同骗人呢？而《论语》则不过只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中国历史典籍中的一个“文本”（text）罢了。所谓“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7]，亦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那些话，说到底，除了侧身于文本之中外，还有其他别的什么意义与价值么？尽管孔子一再表白说自己“述而不作”，但在这种“述”中已然包含了“作”的成份——“述”字当头，“作”在其中。既如此，谁能保证这种“述”就一定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且谁又能保证到头来它就一定不会走样？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恐怕还是：孔子是谁？或者《论语》中，到底又谁在说？既如此，难道不可以知道孔子是谁、不应当去重读《论语》以及对孔子到底会不会在那里欺骗，作出一种进一步或退一步的辩护和审理？否则，难道说不会因此而感到难以释怀么？
二、对谁说
《论语》中之所谓“子曰”/“孔子曰”，到底是谁在说？难道《论语》中的孔子真的是“假话真说”而不是“实话实说”？真的是他在欺骗、在骗人？而且难道这是“诗人/哲人”的孔子的狡猾，或者说是“政治哲人”的孔子的狡计？话不能这么说。
众所周知，孔子首先乃是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并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家。而且谁都知道，其教育思想的最大特点是所谓“因材施教”、“诲人不倦”[8]。正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9]。而所谓“教育”，按照柏拉图的意见，“就其最高的意义而言，乃是哲学”（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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