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24]；“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须知“稀罕的声音只能稀罕的耳朵才能分辨，稀罕的思想只有稀罕的思想才能解释”，“如果劳动阶级有一天发现，他们现在可以凭教育和品德轻而易举超过我们，那么我们就完了；但如果这没有发生，那么我们就更完了”。据此以观，作为哲人、政治哲人的孔子，不可能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否则，他就不会说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5]了。“哲学问题首先不在于沉思什么、用何种‘哲学方法’想问题，而是如何处置哲人或哲学与人民的关系。哲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第一性的，先于哲学之所思的东西。从这一意义上说，哲学首先而且本质上是政治的。‘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只有解释’——可谓是对哲学最本质的精辟说明：哲人沉思什么，并不头等重要而是知道对谁说、如何说，但今人却倒过来问：谁在说”。因此作为哲人、政治哲人的孔子，在《论语》之中，才总是十分有意地将自己与民众（the mass）严格区分开来；而且，即使作为教育家、自由教育家的他，面对自己的众多弟子，也总是要十分审慎地处理“对谁说”、“说什么”以及“怎么说”等一系列十分棘手的问题——即使当他们纷纷向自己问起过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亦概莫能外。当然，这一点亦完全可以具体归结为其所谓的“因材施教”思想；但其中的问题却是，这是否已深入到这一问题的内部并触及了其内在的症结，是否已搔到了个中的痒处？

三、怎么说

既然知道“对谁说”，那么自然就应当知道“说什么”、“说多少”以及“怎么说”。应当说发现《论语》中似乎到处都充斥着谎言并没有问题，而且说《论语》中的孔子是“假话真说”而不是“实话实说”大概也不无道理——不能说这不是一种“发现”；但这种问题意识、这种仅仅停留于文本表象的“问题意识”，老实说，未免又太肤浅、太浅薄了——别忘了，其实尼采早就曾说过，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哪一位真正的哲人是“真正诚实的”；至于孔子本人，当然也不例外——但其中的问题却是，这到底是他无意的还是有意的？是他在有意欺骗普天之下所有的人还是他在有意欺骗其中那些绝大多数的民众（the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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