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大师施特劳斯告诫我们：“面对大思想者明显的矛盾必须慎微，留心此处可能有难言之隐”。而这“明显的矛盾”，大概就意味着“大思想者”很可能在“说谎”；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之所以要“说谎”，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埋藏着“难言之隐”。换句话说，在他们“明显的矛盾”之处或者在他们“说谎”的背后，亦很可能存在着某些“难言之隐”——对此，他们深知不好说或者他们根本就拿不到台面、说不出口。

其实，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从苏格拉底、泰勒斯甚至更早的时代起，原初、原生、原创或真正意义上的所谓“哲学”（或者说是政治哲学），其本身大概就不是什么可以用来讲给大多数民众们听的东西；否则，若每个人都像当年那位少时佣耕的陈涉那样，怅恨久之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者说，都像当年初见秦始皇打自己眼前走过的项羽那样，说上一句：“彼可取而代之也”的话，那么众多无辜的人们又将会因此而重新遭遇到怎样的一种灾难性的命运安排呢？因此还是孔夫子对此看得最为真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上，这往往被称作“苏格拉底问题”；或者可以按柏拉图的说法，将其称之为“高贵的谎言”（noble lie）。否则，其结果势必将走火入魔（gone mad）——而这并非意味着什么“愚民政策”，亦非表达什么“身教大于言传”的道理——康有为对此尝作如是说，“民不可使知，故圣人之为治，常有苦心不能语天下之隐焉”[26]。那么，为什么不能“说”、不能“白”或不能“言”？曰“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曰“言”则就要变成社会现实，就会“致使亿万京陔寡妇，穷巷惨凄、寒饿交迫、幽怨弥天而以为美俗”[27]，正有如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之所谓“蛋和蛋壳都破碎了”——这太可怕了，但却绝非危言耸听。也许康子并不知柏拉图之所谓的“高贵的谎言”，但他却不可能不深谙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28]、“大道可安而不可说”[29]。于是乎，他最终才要“蒙谤忍垢而不忍白焉”吧。然而，“不忍白”并不等于不“说”、不“白”，而“微言”也并等于不“言”——“微言”无疑乃是业已“说”出来的话，只不过是没有大张旗鼓地“说”、明目张胆地“说”而最终使之退藏于密、隐而难明罢了。但问题却是，既如此“不忍”，又孰能知之？由此可见，“对谁说”、“说什么”、“说多少”以及“怎么说”，真是太重要了。其实，《论语》中的那位总是在不厌其烦地与弟子们对话的孔子，其良苦用心，胥在于此。

纵观一部《论语》，据本文统计，其中一个“问”字竟达121个之多，占其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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