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种写作艺术是必须的？施特劳斯曾在其所著《迫害与写作艺术》（Persecution and Art of Writing）中指出，古典哲人们往往是“王者师”、是国君的朋友——他们总能与统治者们和睦相处的，而且他们也不是想去造反、去颠覆统治者的政权。因此他们对当局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怕的只是“民众”或者说是“人民”。别忘了哲人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了——这是西方传统哲学中最重要也最本真的问题。由写作而给哲人们带来的或死或流亡的诸多迫害来自于“人民”而不是国君——而且也只有“人民”才看书，才可能去看他们本不该看甚至也看不懂的哲人的书，而国君们往往是不看什么书的——不管它是谁写的。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41]——其中的道理，正在于此。因此哲人们的写作才需要“隐微”，才需要“微言大义”，才需要“隐微写作”与“显白写作”。否则，若哲人不言，正如子贡之所谓“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42]？若有言，亦如康有为之所谓“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致使亿万京陔寡妇，穷巷惨凄、寒饿交迫、幽怨弥天而以为美俗”，或至少会使哲人自身走死逃亡。“民不可使知，故圣人之为治，常有苦心不能语天下之隐焉”。于是乎，哲人们才要“蒙谤忍垢而不忍白焉”[43]。

然而，“不忍白”并不等于不“说”、不“白”，而“微言”也并等于不“言”——“微言”无疑乃是业已“说”出来的话，只不过是没有大张旗鼓地“说”、明目张胆地“说”，而最终使之退藏于密、隐而难明罢了。此方面，柏拉图如此，孔子如此，而遭遇过腐刑、尝到过这其中苦头的太史公司马迁，大概也应当如此。“人心惟危，道心惟微”[44]，“大道可安而不可说”[45]——这些无疑是古之贤圣为哲人们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太史公司马迁不可能不明乎于此。于是乎，我们通过一篇《孔子世家》便可以看到，哲人孔子之所以十几年来颠沛流离、周游列国似乎是出于“谋食”，亦似乎是基于“谋道”，但司马迁却始终没有公开说，这一切乃是缘起于哲人孔子的无奈与被迫——并非为其所愿，而是其被逼无奈，是其不得已而为之之事。但这些话，他能说出口么？他可以明确说出来么？敢以“人民”为敌，难道他不要命了？然而若其不“说”、不“白”或不“言”，他还是什么太史公么？而且我们又何以知哲人的“命也已”、“命也夫”？何以知当年“去鲁”的孔子之与十几年流亡后“反鲁”的孔子其实乃是“两个孔子”——即“诗人/哲人”的孔子与“政治哲人”的孔子？何以知哲人的命运并不仅有如老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中外历史上的走死逃亡者，其中更有像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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