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羊、放牛以至当人家有婚丧喜事时做吹鼓手之类的事,他都做过。”[32]《孟子·万章下》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33]《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34]
孔子知道他的士的家庭出身,是在其母逝世以后。
可见,孔子虽出身于士的家庭,但这只是名义上的,因为他从出生起,就未过过一天“士”的家庭生活,他实际上是在“农”的家庭中长大。
就是说,孔子的家庭出身既有士的本色,又有农的斑斓,具有二重性。
五、孔子的家庭出身与其本人成分的关系
我们知道,孔子的家庭出身是士,孔子的本人成分也是士。过去,理论界不加区别,把这两个士当作了同一个士来看待,如杨宽先生曾说:“士原是奴隶主贵族的最低阶层,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受过六艺的教育,能文能武,战时可充当下级军官,平时可作卿大夫的家臣。”[35]笔者认为,不妥。
诚然,孔子的家庭出身与其本人成分都是士,但孔子的家庭出身的士是“武士”,而其本人成份的士是“儒士”。在中国古代,武士与儒士的性质完全不同:虽然二者都服务于贵族或国家,但武士所用的武器是剑戟,儒士是刀笔;武士的服务方式主要是武力,儒士主要用智力;武士的生活年代主要在春秋以前,儒士主要在战国以后,儒士是战国时期中国社会从封建领主制向郡县制过渡的产物。[36]中国古代在春秋以前,由于是分封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周和各诸侯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间不同,从而从封建领主制向郡县制过渡的时间也不同,各国儒士产生的时间也不同。有些发达的国如周邦、齐、晋、鲁、宋等,在春秋后期就产生了大量的儒士,更多的国如楚、秦、燕等,由于发展相对滞后,儒士阶层是在战国以后才出现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士的产生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如管仲佐齐桓公改革时,以“义孝敬弟”教士[37];子犯佐晋文公改革时,“以礼教民”[38]等,这样就形成了儒士阶层。战国以后,士基本上成了儒士的代名词,武士阶层基本解体。如,战国时的孟尝君好“养士”,门客三千,养的基本上是儒士,几乎没有武士。孟尝君后来在秦国被困时,他所养的士都不能打斗,只好靠“偷盗”、“贿赂”、“学鸡狗叫”,才得以蒙混逃脱。宋代王安石曾著文讽刺说:“世皆称孟尝君善得士,士以故归之,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也,岂足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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