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绅权在政府权力扩张的攻势下表现出妥协性是不难理解的，但其基本立场仍然落在社会一边也是无可置疑的。这些，还有费孝通、张仲礼、孔飞力、顾立雅的研究都告诉我们，从东林党人到维新人士如冯桂芬以及如张乐卿之类的无数的无名小辈均是如此。它支持的结论是：“基层政权不完全代表中央权威，而是有着自身独立利益的行动主体?国家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实体，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博弈”。（李建斌 李寒：“国家与社会理论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中的兴起及其反思”，《江汉论坛》，2006年第12期）这对于刘氏及其弟子们关于儒学与王权、绅权与王权、绅士与社会诸关系的论述显然是一种无可回避的质疑和挑战。

    如果不刻意混淆文化与政治的区分，即使王权支配了社会，文化也并不就因此丧失自己的独立品格。因为文化的根深植于人心和人性之中，而人心与人性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毁灭的。如果说道统政统分立、以德抗位只是一种理想，将其完全当成事实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浪漫主义，那么以王权支配社会从而支配文化进而从道德上否定文化则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虚无主义。抹杀了社会的独立性、有机性，现代个体权利、公民概念又能从哪里立足生长？人的尊严既体现在对超越精神的追求，也体现在对正当利益的维护。在《尚书》中就保存着这样的谚语：“抚我则后，虐我则雠”；“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以守邦。”“戴”是“分物得增益”的意思。这是一种朴素而基本的契约观念、民本观念，具有宪法原则的地位和意义。“这种组织道德或规则道德能够为完成从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向程序法则的转换铺平道路，并因此可以作为从民本精神开出新儒家权利哲学的一个重要起点。”（夏勇：《中国民权哲学》第23页，三联书店，2004年）

    刘氏王权主义叙事的时代背景是以现代性为最高价值的80年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发展理论是当时学人主流的思考范式，对改革开放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套理论话语的基本预设和方法论本身是存在缺陷的，如西方中心论、普遍主义、传统与现代的二分等等。如果这一切在它们的原产地已经得到了反思（如艾森斯塔特观点的变化、政治学变迁理论的兴起等等），那么同样的工作我国却仍尚付之阙如。刘氏声称怀有继承五四启蒙精神、改造国民性的宏愿，但好的愿望并不意味着好的学术与好的思想主张。例如五四时期就有废除汉字的所谓救国方案。刘氏王权主义叙事从思想史角度说对儒家、法家的价值理念不加区分、从社会史角度说对周秦的制度丕变不加考索、从政治学角度说对国家社会的利益目标、力量对比及其博弈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统治形式”与“统治程度”不做具体分析，知识上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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