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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进 ·〖儒学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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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03-21 21:57: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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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时人云南诸路肃政廉访使王彦在其《中庆路重修浮宫记》赞道：“赛典赤分省此方，创学宫，举师儒，北人麟集，爨僰循理”，“设立学校，以弘既富且教之义，如爨僰之类，嶷嶷然有知经者矣”。[6]52自此以后，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科举制的推行，儒学在云南传播日盛。满族统治者受儒学的影响超过了蒙古族，这从大清帝国的开创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身上可以看出。努尔哈赤说：“为恶者天谴之，其国衰败；为善者天佑之，其国炽昌。总之，主宰在天。”[7]皇太极则更明确地说：“自古天下非一胜所常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有未成而中废者，有既成而复败者。岂有帝之裔常为帝，王之裔常为王哉。独不见辽金元亦曾君临天下，后复转而属之明。可见皇天无亲。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8]这种“主宰在天”、“天佑有德者为王”的思想，显然是从儒家历来所主张的“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演化而来。满族入主中原以后，到处修建孔庙，奉儒学为正宗，使其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服务。康熙帝甚至亲自拜谒孔庙，命人进讲《资治通鉴》，广召学者编纂儒家典籍，同时制定《圣谕十六条》，把儒家历来倡导的“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隆学校以端士习”，“明礼让以厚风俗”等作为基层教育的指导思想。
从历史上看，宋代以后儒学得到有效的传播与普及，并逐渐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别具特色和风格的儒学形态，它把先前儒家所提出的伦理纲常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从而反映了时代的共同价值取向，提升了中华民族对于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理学家们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众多的门人后学，并经历朝官府的提倡、宣扬及门人后学的笃志奉行，使儒学逐渐走向民众。这一时期的官学系统主要由府学、州学、县学组成，但它们实际上是科举预备班，对儒学进行普及的主要是执行基层教育的村学、乡学、社学、义塾等。儒学在民间成为乡规民约、家训以及故事、歌谣、戏剧的重要思想内容，广为传布，融汇到各族人民的思想文化之中，日益为社会公众所接受，进而积淀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要素。明代大儒王阳明在武宗正德元年（1506）因得罪宦官刘谨，被“庭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9]在贵州三年，他先后在龙岗等地书院讲学，广招学子，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时贵州各地的书院迅速发展起来，达十六、七所之多，而且大多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这对儒学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王阳明去世后，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于1534年在贵阳为其建祠，并感叹说：“士类感德，翁然向风。是年杏按贵阳，间里巷歌声蔼蔼如越音。又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莫。亦有遥拜而祀于家者，始知师教入人心之深若如此。”[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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