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说自己没有想通的话；在不能说话的时候可以不说，但决不乱说。这是任继愈先生一生坚持的学术原则，也是他做人的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清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哲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这一方面，任继愈先生的工作为后人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以研究为目的、而不是以信仰为目的的宗教学，在中国早有开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宗教研究，则是任继愈先生开辟的新方向。这个新方向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肯定，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肯定。

　　任继愈先生在大学时代，就从熊十力等先生那里系统地学习过佛教哲学。后来读研究生，又师从以研究佛教著名的学者汤用彤先生。1955年到1963年，任继愈先生就中国佛教的禅宗、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等写了一系列论文，后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这些论文被毛泽东主席评价为“凤毛麟角”。日本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权威学者、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会长塚本善隆，也曾带着《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从日本来到中国，登门和任继愈先生商讨，并以此为契机，建立了中日佛教研究互相交流的长期机制。

　　在这些文章中，任继愈先生肯定了宗教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的进步现象，宗教观念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宗教所许诺的幸福只是一种幻想，对于苦难中的人民是一种安慰，解决不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要人们抛弃幻想的、虚幻的幸福“花朵”，去摘取真实的“花朵”。

　　任继愈先生在宗教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具体概括为“用历史说明宗教”。依据这个原则，任继愈先生说明了前辈学者未能深刻说明的佛教产生和发展、分裂和盛衰的原因，说明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所发生的种种演变，为一般的宗教学研究作出了榜样。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建立宗教研究机构的批示中指出，要“批判神学”，因为神是不存在的，神学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是有害的。我们是无神论者，应该向群众宣传这个真理，鼓励人民群众摆脱思想枷锁，自己解放自己。1979年，任继愈先生发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无神论”。他强调，离开科学无神论的思想立场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只能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装饰和旗号。

　　以科学无神论的立场研究宗教、批判神学、宣传无神论与执行党的宗教政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仅互不矛盾，而且缺一不可。所以，任继愈先生在创建“中国宗教学学会”并担任会长的同时，也创建了“中国无神论学会”并担任理事长。

　　任继愈先生把无神论宣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概括为“摆脱愚昧”。他强调，在宣传无神论问题上，“脱愚”不仅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一般群众的事，也是许多在自己专门领域知之甚多甚至是权威、但在宗教和无神论问题上非常无知的人们的事情。1999年6月24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了“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的口号。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传统文化资源的学术研究领导者

　　任继愈先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曾虔诚地相信儒学可以救国。然而，旧中国多难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他最终放弃了对于儒学的信仰，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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